台静农的回忆

　　1989年秋，我有幸在台北拜访了时年87岁的台静农先生。台先生精神矍铄，谈兴颇浓。他回忆说：

　　“1927年9月中旬，魏建功先生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订婚宴，北大同人刘半农、钱玄同等都前往祝贺。席间半农把我叫出去，说在北大任教的瑞典人斯文·赫定是诺贝尔奖金的评委之一，他想为中国作家争取一个名额。当时有人积极为梁启超活动，半农以为不妥，他觉得鲁迅才是理想的候选人。

　　但是，半农先生快人快语，口无遮拦，他怕碰鲁迅的钉子，便嘱我出面函商，如果鲁迅同意，则立即着手进行参加评选的准备———比如将参评作品译成英文，准备推荐材料之类，结果鲁迅回信谢绝，下一步的工作便没有进行。”

　　作为鲁迅这封书简的受信人，台静农的回忆当然具有权威性，特别是说清了以下三点：一、斯文·赫定只想为中国作家争取一个名额，并没有涉及具体人选。二、建议鲁迅参评是刘半农个人的意思，正如同另外一些人建议梁启超参评一样。三、刘半农怕碰鲁迅的钉子，便嘱台静农出面函询。

　　马悦然的讲稿

　　2002年6月下旬，我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学。有天得闲，到该校东亚图书馆的阅览室翻阅开架报刊，无意中读到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的一篇讲稿《瑞典学院和诺贝尔文学奖》。文章提供了“鲁迅参评诺贝尔奖”的新资料：

　　“瑞典学院从来不征询任何候选人的意见，他是否愿意接受文学奖。作为瑞典学院院士的斯文赫定，1924年从北京给我尊敬的老师高本汉写过一封信，请他推荐一位合适的候选人。

　　在回信中，高本汉提及中国前些年发生的社会与政治变动，然后讨论了一些学者如梁启超、章太炎和胡适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当谈及这些学者在他们中国本土背景的重要性的时候，高本汉非常怀疑西方人会欣赏他们的著作。他补充说，就他看来，中国还没有产生任何卓越的作家。

　　高本汉的信写于1924年的12月。他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读过1923年鲁迅发表的《呐喊》或闻一多同年发表的《红烛》一类作品。

　　高本汉的信中还说他要给正在法国的一位年轻的北京大学的教授写一封信，问他能不能推荐一位优秀的中国作家。那位年轻的教授就是刘半农。他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也是一个有天才的诗人。他于1920年2月20日在伦敦写的散文诗《饿》，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最优秀的散文诗之一。

　　可惜刘半农先生给高本汉写的回信遗失了。可是刘半农没有忘记高本汉委托他的事。”(香港《时报月刊》，2001年2月号)

　　马悦然的文章再次证明，无论是斯文·赫定或高本汉，他们谁都没有提名鲁迅作为诺贝尔奖金的候选人。提名鲁迅的是刘半农，他之所以推荐鲁迅系受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之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