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终于没再失望。

　　那是一张发黄的油纸，虽然已经“沉睡”了大半个世纪，但用毛笔写下的小楷依旧清晰。

　　74年来，这行小字让他第一次感觉到“父亲最真实的存在”，也不再担心“父亲会被历史遗忘”。

　　没有人知道，父亲的身世给他带来了骄傲，也成了他一生的包袱。很多年里，他被当作“反革命”的“狗崽子”。

　　有人说父亲是英雄，33岁时就带着3500多名弟兄去杀日本人，最后战死在沙场；也有人说父亲是“反革命”，是地主的儿子、“反动派”的头目；更多的时候父亲的名字是个禁忌，在阶级斗争激情高涨的年代，没人愿意和“国军”沾上丁点儿关系。

　　村子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们还记得，1940年3月的一天，4名卫兵抬着苟锦章的灵柩来到了苟家村。下葬那天很冷，赶来送行的陌生人比他们整个村子的人还要多，县政府派来护灵的列兵鸣了很久的枪，苟家老太爷没有哭，只是扯着嗓子喊了句“英雄死在战场上，浪子死在婆娘的炕头上”。

　　“那阵势以后再也没见过，那可是真正的英雄。”84岁的村民张志诚伸出食指在空中使劲儿地点了点，昂着头说.

　　虽然没有父亲，在很多村民眼里，苟英俊仍然拥有幸福的童年：在吃了上顿愁下顿的年代里，他生活在苟家村最富裕的家庭；在讲究威望的农村宗族社会里，父亲是在县城的城隍庙里被人供奉的英烈。

　　然而，光环很快褪去，土改时苟英俊家被划成了地主，没收了土地，从最富裕跌落到了最贫穷。

　　“你体会不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农村家庭会有多苦”，苟英俊长叹了口气，“不但吃不饱饭，在村里也没有话语权。”

　　战死的父亲不再被人提起，新英雄开始出现在合作社的墙壁上。

　　年轻的苟英俊并没有意识到这微妙的变化，更不会想到他的人生从此走向灰暗。

　　1958年，苟英俊考进了刚刚创办的礼泉高中。苟英俊模仿鲁迅文风写了一篇杂文，针砭社会上的歪风邪气，然后自信满满地将它贴到学校的黑板报上。

　　结果出乎意料，班长带头批判这是一篇“反革命”的文章，苟英俊也因为父亲是“国民党反动派”，祖父是地主，成了被同学们唾弃的“狗崽子”。

　　“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回忆起这些往事，苟英俊有些激动，“那是种一个人无法抵抗的力量”。

　　苟英俊把高三读完，并作为全县仅有的180名考生之一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礼泉县的第一次高考。高考几乎是改变命运的最有效方式。

　　事实也是如此，苟英俊从此再也没有和这些同学产生过交集，只是余下的生活里，这些熟悉的名字会时不时闯进他的视野里，“光厅官都有好几个，最差的也是高中教师”。

　　他是当年唯一一个留在农村的“高考生”。苟英俊把这种不公归咎到自己“狗崽子”的身份上，他第一次感觉到 “父亲”竟然如此重要，“即使父亲早已经不在了，但我与他之间的联系永远断不了”。

　　最艰难的是“文革”时期，母亲被人套上牛笼嘴，戴上高帽子游街。红卫兵抄了他们的家，扒开了炕洞，捣毁了天井。父亲的军装、笔记都被当场烧毁。

　　这种耻辱甚至伴随了他一生，即使到了今天，村里有老人提起苟英俊便会摇摇手说：“他祖父是地主，父亲是国民党，他是成分最不好的一个，让他干啥他就得干啥。”

　　长久的屈辱让苟英俊至今仍然无法释怀，提起这段经历，他几度哽咽得说不出话。

　　这让苟英俊开始努力拼凑“英雄”父亲的图像，父亲在战场上的那段无人知晓的经历成了他毕生寻找的真相。

　　“只有最终证明了父亲的烈士身份，我这一生才有意义。否则我死不瞑目。”苟英俊眼神笃定。

　　如今，苟英俊的漫长追寻路只差一个“抗日烈士”的称号。

　　“有了档案，一切都有个明证了。”院子里的核桃树下，周围几个上了年纪、穿着化肥、农药广告衫的村民拿着复印的档案材料来回传阅，随声附和，“那可是杨虎城的部队”“这毛笔字写得真漂亮”。

　　穿着黑色唐装、丝绸裤子，胡须也精心修剪过的苟英俊在这群村民中，显得格外显眼。

　　“他可讲究了，平时爱干净，衣服必须要有款式”，苟英俊的女儿用调侃的语气反问，“你看他像个农民么？”

　　苟英俊把自己的与众不同称之为“孤傲”，因为从小就爱看书，现在又经常看凤凰卫视，“相对来说，我比较有文化”。

　　可在女儿眼里，苟英俊的“孤傲”更像是“自负”。“他在我们家的外号是‘秦始皇’”，一旁沉默的老婆张宏蓝忽然补充道。

　　苟英俊曾在2007年时独自一人为苟家村修族谱，为此他花费两年时间寻遍了附近苟姓人家，最终找到了苟家村“1720年从山西迁来的祖先”。

　　可他最终把画好的族谱放到村口展示时，有人质疑他“连自己父母都不认识，还找什么祖宗”。

　　女儿说他吃力不讨好，他反驳：“我做的是有文化的事，他们不理解。”

　　他也曾经为家乡“合村并镇”的事去找县长理论，“半个月去一次，整整一年”，他拿出政策文件坚称“合村并镇要通过村民大会商议”。

　　因为迟迟见不到县长，他又到市里把县政府告上了法庭。最终案件没有开庭，村子也按计划进行了合并。

　　家人说他没事找事时，他却赌气地说：“没人出头，我就要出头。”

　　还有一次，因为身体原因早就不再种地的苟英俊，却为了村子农田的灌溉问题，向县里申请打机井。

　　结果工程队来后，老伴要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农历二月，每天除了要打理12亩地外，还要6点起床跑到田地里给10个工人做饭。

　　“我干了整整16天”，在一旁沉默的老伴再也忍受不住，从床上坐起来，低声抱怨。

　　可是，最终井打好了，引水管却无人安装。直到现在，这批水管还堆放在苟英俊家院子的中央，本就不宽敞的院子因此显得更加拥挤。

　　风吹来时，这堆水管“吱吱”作响。

　　“70多岁的人了，闲着没事瞎折腾！”这次，女儿终于爆发，她使劲儿向上捋了下头发，红着脸说。

　　8月是苹果收获的季节，苟家村沿街停了几辆外地来的货车，几个年轻人正在匆匆忙忙地装卸苹果。

　　“听说还上了报纸，找父亲这事有啥好报道的。”一个年轻人把满满一筐苹果放到电子秤上，紧盯着显示器说。

　　其实自己30年寻找父亲的事，在找到父亲的档案前，他从未给家里人讲过。

　　他说家里人“知识面窄、理解不了”，家里人则笃信“知道了也没用，他从不跟人商量”。

　　苟英俊坐在院子里，他把桌子上那张《抗战伤亡官民褒恤状况调查表》复印件拿起来掸掸灰尘，再捧起来，伸直手臂，隔着老花镜端倪一番，最后才小心地放进里屋的抽屉里。

　　这份迟到了几十年的几十个字的档案证明，原本可以扭转整个家族的命运。

　　1995年，乡政府将个人旧档案归还给村民。在苟家村当了一辈子农民的苟英俊发现，他高中毕业时，自己的档案上印着4个鲜红的大字：“永不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