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英俊

　　在陕西省档案馆听到“苟锦章”3个字时，74岁的苟英俊任凭眼泪沿着皱纹肆意横流，再渗进他花白的胡须里。

　　苟锦章是他从未见过的父亲，这张在档案馆里翻出的《抗战伤亡官民褒恤状况调查表》里，简单地记录了他父亲生前最后的画面：

　　“苟锦章，第一战区游击第六纵队独立大队大队长。在山西翼城二郎庙枪林弹雨之中与敌竭战数日，不幸头部中弹毙命矣。”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个字，苟英俊却用尽了半生去追寻。

　　从“文革”结束至今，苟英俊除了种田、经商，剩下的时间几乎全都在寻找的路上。

　　“有时正在干活儿，听说哪个村子有人打过仗，扔下锄头就往外跑。”

　　他几乎走遍了礼泉县的每一个村庄，熟悉最偏僻的乡间小路，他指着自己的脑袋说：“这就是礼泉县的‘活地图’。”

　　几十年来，他的脚下，土路变成砂石路，砂石路又被铺成了柏油路。

　　他穿过不断变化的农田，从70年代金色的小麦地，到80年代泛着白点的棉花地，再到90年代漫山遍野的苹果园。

　　他甚至因为“频繁无故外出”被抓到“学习班”劳动改造，因此他犁过当地最硬的土地，也拉过最重的货物。

　　但是只要拥有自由，他会马上重新上路，去见那些熟悉或者陌生的面孔。

　　那段时间，在电视上听到《世上只有妈妈好》时，这个当时已经40多岁的男人会整夜地哭。

　　他曾接触过数百个“反革命”，他们相拥而泣，谈论自己的遭遇，讲述战场上的英勇。

　　然而，这些人虽然有着不同的番号，去过不同的战场，唯独没有“第一战区游击第六纵队独立大队”的战士。

　　直到1988年，苟英俊来到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兵家中，还未走近，远处的老人就开始呼唤他的小名。

　　老兵是他父亲的贴身卫兵张文举，从开赴前线到护送灵柩回乡，张文举一直追随在父亲身旁。

　　从张文举的回忆中，他第一次得知父亲经历过的残酷战事，1939年年底，父亲带领3500多人从礼泉县开赴山西中条山战场，部队先后在永济、翼城与日军激战。战役结束后，只有不到200人活着回到了家乡。

　　尽管父亲战死在沙场，但苟英俊随后为父亲申请“抗日烈士”时，民政部门仍然要求“实物材料”来证明故事的真实。

　　苟英俊恍然发现，没有档案记录，父亲的形象只能存在于别人的只言片语中，这些故事也很快就会被遗忘。

　　追寻还要继续。

　　苟英俊先后去了3次礼泉县档案馆、两次咸阳市档案馆，可结果要么是“没资格查看”，要么是“找不到”。

　　今年7月6日，苟英俊做出了最后一次努力：去陕西省档案馆。

　　“找到档案这碗水就开了，找不到我就把这条心收了。”苟英俊感叹，自己早已过了“无论多远，有消息就出发”的年龄，“老了，跑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