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失败、马克思主义破产”的论调不绝于耳。美国的弗朗西斯·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垮台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已死亡，共产主义已死亡”。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社会的命运如何？郝立新想去外面看看。

　　1995年，受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郝立新被国家教委公派到英国从事为期一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当他来到马克思生活和工作长达30多年的伦敦时，心头的这一问题便找到了答案——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尘封于西方的历史博物馆，而是始终活跃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永存！”在马克思的墓前，纪念者留下的字迹清晰可见；

　　——海德公园的演讲角，共产主义者声音嘹亮，运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批判资本主义现实；

　　——在大学课堂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与思想被列为多个学科的选修课或必修课……

　　“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日益显示出强烈的现实性。”次年7月，“96伦敦马克思主义大会”开幕式上，著名政治理论家、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托尼·克利夫在《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演讲中振臂高呼：“马克思主义是代表被压迫者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工人运动的正确理论。”

　　作为大会的亲历者，郝立新目睹了与会者学习、传播和研讨马克思主义的盛况，切身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社会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当代西方具有如此强烈的现实性，其内在根据在于它的科学性、阶级性和实践性。”

　　20年后，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在中国召开。郝立新发现，令来自五大洲20余个国家50多位外国学者深感兴趣的是：今天，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不仅是理论层面更是实践层面的成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继续贯穿于各项改革之中，并随之不断创新发展。

　　显然，历史并没有终结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中国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和蓬勃生机。如何认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像“奔驰车翻车撞墙”，这“不是车子不好，而是驾车员的问题”。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没有错，而是“有些国家领导人没有把马列主义同本国实际结合好”。

　　郝立新认为，哲学的表达可以抽象古奥，但哲学的诉求却是具体、现实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它不是书斋里的产物，更不是仅供学者消遣的学术，而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

　　面向新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应保持清醒和自觉。郝立新强调，“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科学性与有效性的同时，对社会实践的发展作出新概括，对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作出科学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