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周末：有人评价这是一部真实版的《疯狂动物城》，动物的真情实感可以与人类产生共鸣，您怎么看？

　　陆川：从雪豹到大熊猫，再到金丝猴，我从每个动物身上都看见了自己。

　　雪豹的故事就是我自己精神世界的一种反馈；而熊猫妈妈与小熊猫身上的那种亲密无间的情感，又让我看到了我的妻儿的影子；金丝猴则很像年轻时候的我，对父母依赖，也有叛逆期而离家出走，最后重回家庭得到父母谅解，一切都是那么地熟悉。对于我来说，这是一部很特别的电影。

　　解放周末：动物、孩子和水，是电影界公认的最难拍摄的对象。用动物而且是野生动物来讲述这样一个故事，究竟有多难？

　　陆川：在前期长达半年的筛选动物中，我们数次“割爱”。我一开始报了十几种动物，有东北虎、亚洲象、白鳍豚、扬子鳄等。后来预算有限，得选最想拍且能拍到的。拍白鳍豚，有可能一两年都拍不到一只，而且长江水比较浑浊，拍不出非常漂亮的镜头。最后的决定是一个平衡的结果。

　　进入真实拍摄时，难度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卧龙自然保护区的野生熊猫，神农架自然保护区的金丝猴，生活在海拔5000米高原的雪豹，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藏羚羊，还有扎龙和盐城自然保护区的丹顶鹤……制作团队兵分五路，每组盯一种动物，一拍就是18个月。

　　拍摄雪豹时，这位“冰雪女王”神出鬼没，摄影师一个月都没抓到一个镜头。青藏高原天气多变，一会儿下雹子，一会儿下雪，一会儿出太阳，摄影师只能在风雪中等待；拍熊猫的时候，用长焦没法把周围拍得很清楚，用广角推上去时，熊猫又会警觉。为了拍到熊猫放松下来哺乳的状态，摄制团队只得穿上熊猫的衣服爬过去，一动不动地趴在那儿拍。

　　解放周末：完成镜头拍摄后，选择素材是不是也成了挑战？

　　陆川：真的是。我们一共有350个小时的素材，这就是5300本四百尺胶片，相当于6部《南京！南京！》的素材量。这次的困难是几乎每个镜头都可以成为电影的一部分，而每一个镜头似乎又都可以舍弃。

　　所以，那段时间我经常和助手闷闷地坐在酒馆里，看着窗外欢快的人流裹着明媚的阳光从窗前流淌而过。我好像懂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下午就开始在酒吧中徜徉喝酒的人——也许他们心里都有一部完不成的电影。

　　在中国人的思想里，死亡其实是另一种开始

　　2008年，迪士尼公司正式推出“迪士尼自然”，在这个新的品牌下制作自然类电影。

　　天上拍鸟，水下摄鱼，把镜头对准陆地上的猫科、熊类和灵长类，植物界里的花卉……在前六部电影中，每一部都有不同的主题：《黑猩猩》里收养和家庭的故事，《猴子王国》　里出生底层的猴子的奋斗和夺权，《生灵之翼》里的爱情和交配，以及《地球》中史级别的迁徙过程……

　　第七部自然电影，它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人们在其中看到了中国的动物，中国的自然环境，还有在陆川看来最重要的中国独有的自然哲学。

　　解放周末：《我们诞生在中国》　和其他6部自然电影相比，有何异同？

　　陆川：我们和迪士尼合作，发现他们的信条就是任何作品都要讲一个故事，自然电影也不例外。凡是好的电影都有一个好故事，只有强剧情和弱剧情的区别。

　　我一直认为，《我们诞生在中国》是这7部电影中最具有国家特色的一部。我之前觉得，这部电影最多也就是向世界传递来自中国的动物的信息，甚至这个信息还可能是隐藏的，并不容易被捕捉到。所以最开始我们“讲故事”主要是在动物层面上，没有想到从更高的层面上去讲。但是电影做完了之后，我发现它确实很“中国”，它展现了中国的自然环境和自然哲学，而且展现的比我想象的要多。而人们也确实从影片中看到了中国，这个结果让我很惊喜。

　　解放周末：假设熊猫、金丝猴、雪豹生活在国外，那么呈现出的故事会不会有所不同？

　　陆川：当然会不同，我们在讲述故事的时候想得更多的是跟中国当下的对应。比如，动物的“二孩”，如果国外观众看，就不会那么地会心；另外，国外父母对孩子的溺爱还是比较少的，但是中国的父母正好呈现了影片中熊猫对孩子的情感，这很“中国”。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生与死的故事。在中国人的思想里，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种开始，大自然不断轮回生生不息。我想通过一部电影来探索这个主题，我希望全世界的观众都能理解这样的中国哲学。

　　解放周末：整个拍摄过程中，您的观念是否也有所改变？

　　陆川：我有不小的变化，以前我对野生动物在中国的生存状况是比较悲观的，因为我们了解到的都是一些珍稀动物被猎杀。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却发现这些动物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活得很快乐。它们的生命力的绽放，在拍摄到的素材里处处都能看到。这些东西抑制不住地感染着我，也影响了我对整个电影调性的判断。

　　还有，以前我没有这么深刻地感受到人和动物是平等的，但是这一年多，我每天面对着野生动物，情不自禁地觉得其实它们和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占据了地球的资源高点、科技高点，可以轻易地灭绝一个物种。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帮助动物活下去。

　　不谈宏大的东西，而是做基本的事情——讲好故事

　　陆川把《我们诞生在中国》的成功，归功于来自四个国家的电影人。在拍摄完成的那天，他写了这样几句话：

　　“五个摄影分队将自己消失在中国的崇山峻岭中；消失在茫茫戈壁上；消失在仅仅存在于我们想象中的荒野……

　　每周两次，我会准时收到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素材，证明他们还活着，证明他们还在工作着。素材从一小时，两小时，到两百小时，到几百小时……经常只有通过卫星电话才能准确定位他们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