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的余响与李健吾

　　白云苍狗，孰料《围城》此后竟然三十余年未得重印。直到1980年11月才得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并因被改编成同名电视连续剧产生了极大影响。钱钟书的文学声誉如日中天，加之此前后出版的《管锥编》、再版的《宋诗选注》等，全面奠定和提升了钱钟书作为一代文学、文化大师的社会盛誉和地位。

　　钱钟书向来“不很爱惜旧作”，颇悔少作且喜不断删改。他“写完《围城》，就对它不很满意”。尽管他自称是“有节制地”修改、修订、校正，但据研究者考辨，钱钟书对《围城》做过的修改达三千多处。1991年某出版社因出《〈围城〉汇校本》还引起钱杨先生的反感，引发一场版权官司和文坛争论。钱钟书对重版的《围城》做的修改至少两处与李健吾直接有关。一处是第七章中相亲宴上有一句这样的修改：她（范懿）向他（赵辛楣）讲解说“李健吾”并非曹禺用的化名，而是“另有其人”（后又将“另”改定为“真”），并在页末加注：“《这不过是春天》是李健吾的剧本，在上海公演过。”另一个较为重大的修改是：钱钟书在《重印前记》中特别删除了初版《〈围城〉序》中的这一节：“承郑西谛李健吾两先生允许这本书占去《文艺复兴》里许多篇幅……并此致谢。”同时特别说明：“《序》里删去一节，这一节原是郑西谛先生要我添进去的。”英译本也刻意“省去了”这一节。杨绛是鼓励钱钟书从事《围城》创作并甘做“灶下婢”的，“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所以她“最有资格为《围城》做注释”（杨绛先生后来写了《记钱钟书与〈围城〉》）。而郑振铎与李健吾是《围城》得以问世并为钱钟书赢得甚高文学声誉的主角。故重印《序》中保留对“杨绛女士”的感谢情理之中，而特意删去对郑振铎李健吾的“致谢”，于情于理，颇难索解。

　　《围城》重印后畅销一时。钱钟书亲笔签名赠送李健吾新版《围城》。李健吾对钱钟书的有关删改未曾留意或者不以为意。当时许多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文章评价。1981年3月号《文艺报》刊发了李健吾的《重读〈围城〉》。李健吾以“有如故友重逢，握手言欢，又惊又喜”的心情，以好友话家常的口吻回忆了他与钱钟书杨绛夫妇的交往，并对《围城》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

　　手里捧着《围城》，不禁感慨系之。这是一部讽刺小说，我是最早有幸读者中的一个。我当时随着西谛（郑振铎）编辑《文艺复兴》，刊物以发表这部新《儒林外史》为荣。

　　我们面对这他的小说，又惊又喜……是一个讽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他多关心世道人心啊。

　　这是一部发人深省的各种知识分子的画像……而作者清词妙语，心织舌耕，处处皆成文章。

　　《重读〈围城〉》文字优美精练，文笔清新流畅，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散文家、编辑家吴泰昌曾在《听李健吾谈〈围城〉》一文中表示，著名美学家、文学评论家，北京大学教授朱光潜和吴组缃都对李健吾的评论表示赞赏。《重读〈围城〉》后被收入多部有关研究钱钟书和《围城》的专集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帮助读者认识作者作品、提升钱钟书的文学声誉产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

　　《围城》之后遗失的小说《百合心》的创作极有可能与李健吾等友人的鼓励有关。钱钟书的《围城》及散文等创作具有较为浓厚的法国文学基因，作者也毫不掩饰《围城》的书名、主题、意象皆主要来源于法国谚语。从《围城》的文学风格及钱钟书《重印前记》的自述来看，《围城》及后来遗失的《百合心》的创作相当程度上受到福楼拜特别是其《包法利夫人》及《情感教育》的影响。从某种角度审视，《围城》何尝不是中国式情感的形象图解和别样的“情感教育”！在《谈艺录》出版（1948年6月）后，钱钟书“抽空又写长篇小说，命名《百合心》，也脱胎于法文成语（Le coeur d′artichaut），中心人物是一个女角，大约已写了两万字”（《〈围城〉重印前记》）。这句法文成语的意思是多情善变、总是轻易爱上别人而受伤，亦含朝三暮四之贬义。这与《包法利夫人》的主角何其相似乃尔！《百合心》创作的时段，正是李健吾与钱钟书同在暨大任教的时期，交往频繁密切。从钱钟书杨绛留学法国时对《包法利夫人》长达一年的研读，从钱钟书为李健吾的译本找到的一条注释，从“百合心”的意象、书名和女主角的设计来看，确实不无“脱胎”于《包法利夫人》的痕迹。这一点似从未或较少被人留意过，但确实值得探究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