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左）与李健吾

钱钟书、杨绛参加李健吾的追悼会

李健吾翻译的《莫里哀喜剧》1982年4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钱钟书为之题签。

1983年8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健吾文艺评论选》时，杨绛为之题签。

抗战胜利暨南大学复校后，经钱钟书转递给李健吾的聘书封面。

　　钱钟书杨绛夫妇是世所敬仰的文化巨擘、一代大师，堪称闪耀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天穹中的“伉俪双子星”。晚生有缘，因研究李健吾先生之故，曾与钱钟书杨绛先生有过“一函之交”——杨绛先生手书并“钱钟书同候”的一封书函至今珍藏在我的书箧中，倏忽之间已26年了。我综合梳理和研究各种资料，发现杨绛的成名与盛名离不开李健吾先生这位“我们夫妇的学长和前辈”（杨绛语）的鼓励、提携与推介，而钱钟书早期的文学声誉同样与李健吾先生密切相关。

　　“两家成为知友”

　　李健吾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戏剧家、小说家、散文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和法国文学专家，其小说和戏剧曾得到鲁迅、朱自清等前辈先生的赞赏。我在搜集李健吾研究资料的过程中，获知李健吾与钱杨夫妇有多年的交谊。他是钱杨夫妇的清华学长，其妻尤淑芬女士是钱杨夫妇的同乡，与杨绛先生系同学且有远亲（从杨钱的信函始知）。李健吾与钱杨夫妇的友情往来由30年代后期的上海开其端，到沦陷后的上海、“孤岛”到战后的上海，“两家成为知友”（李健吾语）。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到后来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由朋友而朋友加同事，他们又相当长时间一直“住在一个大楼”。两家人的友谊延及下一代，李健吾的女儿亲热地称钱杨为“钱爸”“杨妈”。李健吾于1982年11月去世，他们之间的交谊超过40年。李健吾翻译的《莫里哀喜剧》1982年4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钱钟书先生为之题签，题的是：“李健吾译 莫里哀喜剧 钱钟书敬署”。李健吾去世后的1983年8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健吾文艺评论选》时，杨绛先生为之题签：“杨绛敬题”。两个题签均分别加盖个人印章。钱杨夫妇饶有个性，他们夫妇常以互为对方的著作题签为乐，绝不轻易为他人题签题字。因此这两个题签何其罕见、何其珍贵，何况是“敬署”“敬题”呢！

　　李健吾先生去世后，钱钟书杨绛夫妇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杨绛先生晚年在《我们仨》《听杨绛谈往事》等回忆录中，多次回忆或提及李健吾先生对她喜剧创作等的评论、鼓励，笔端带着感情，对李健吾先生的提携支持念兹在兹。她晚年自撰的《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甚少提及时人，但是其中两次提及李健吾先生，一是1958年“李健吾的文章”与“钱钟书的《宋诗选注》”“杨绛《论菲尔丁》文”及“郑振铎的文章”成为文学所“拔白旗”运动的四面“所内白旗”；二是1983年的李健吾去世（实为1982年之误）。多年交往的友人去世、共同的大的遭际都记入个人大事记，足见两家情谊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