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的影响与李健吾

　　众所周知，郑振铎是发表《围城》的功臣。其实李健吾亦功不可没。抗战胜利后，举目全国，文艺刊物少得可怜。《文艺复兴》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家大型文学刊物，而实际的编辑就是郑西谛（郑振铎）、李健吾二人。大体的分工，李健吾负责创作稿件，郑振铎负责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一类稿件。刊物的封面，都是李健吾设计的。郑、李都与钱钟书杨绛夫妇相熟，知道钱钟书正在写小说《围城》，就商定从创刊号起用一年的篇幅连载完这部长篇。然而在创刊号组版时，钱钟书却以来不及抄写为由，要求延一期发表。同时，他拿来短篇小说《猫》。这样，《文艺复兴》的创刊号发表《猫》，也发表了杨绛的短篇小说《ROMANESSQUE》，夫妻二人同在这个大型文学刊物上出现颇令世人刮目。同时在“下期要目预告”中，将钱钟书的《围城》（长篇）在头条予以公布。这样，《围城》从1946年2月出版的《文艺复兴》一卷二期上开始连载，李健吾在《编余》中以欣喜的心情特别向读者推荐：“可喜的是……钱钟书先生学贯中西，载誉士林，他第一次从事于长篇制作，我们欣喜首先能以向读者介绍。”这简短的几句话是有关《围城》最早的评介文字。

　　《围城》是在未全部完稿时即开始在《文艺复兴》上连载的。颇为有趣的是，钱钟书在《围城》第七章中竟然不无兴味地以戏谑而写实的笔触，在相亲的恋人间调侃地提到了李健吾30年代产生很大影响、深受观众喜爱的喜剧代表作《这不过是春天》。以钱钟书的脾性和眼界，能入他法眼且写入他“锱铢积累地写完”（《〈围城〉序》）的小说，这当然是一种肯定乃至赞赏。在《文艺复兴》1947年1月出版的二卷六期续完小说的同时发表了《〈围城〉序》。单行本于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作为“晨光文学丛书”之一出版。《围城》初版时，为配合单行本小说发行，5月1日刊行的《文艺复兴》第3卷第3期封底刊载了《围城》的图书广告：“这部长篇小说去年在《文艺复兴》连载时，立刻引起广大的注意和爱好。人物和对话的生动，心理描写的细腻，人情世态观察的深刻，由作者那支特具清新辛辣的文笔，写得饱满而妥适。零星片断，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而整篇小说的气氛却是悲凉而又愤郁。故事的引人入胜，每个《文艺复兴》的读者都能作证的。”李健吾参与了这段文字的推敲写定。《围城》出版后很受欢迎，1948年9月再版，1949年3月三版。不满四十的钱钟书由此赢得文学盛名。

　　李健吾对《围城》是很推崇的。在《围城》连载期间，他与郑振铎都听到文艺界一些人的好评，曾计划在小说连载完毕出书时，约请著名作家柯灵、吴组缃等撰文评论以扩大影响，并已专门写信向在南京的吴组缃约稿。他作为首发责编，“欣喜”于能先睹为快，以他对作者的了解和熟识，以他作为评论家“刘西渭”的手眼和对作家作品的理解和把握的“快马”速度和形象，未尝没有自己动手撰写评论的设想。但一则他改编的讽刺喜剧《女人与和平》上演引起左派文化人的批评论战，影响了他的心绪；二则文坛对《围城》的评价也非预想的一片好评，甚而出现了讥讽作者是“态度傲慢，俨然以上帝自居”的“帮闲文人”、《围城》如“香粉铺”“春宫画”的激烈批评，加之时局也急剧变化，刊物面临停刊之虞，李健吾与郑振铎原来组稿评论的计划自然也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