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有创新，也有底线

　　2002年盛夏，修复《永乐大典》，杜伟生记忆颇深。

　　由于明代原装的古籍本不多，皇家的更是罕见，修复组当即决定：为保证《永乐大典》装帧的完整性，修复时不做拆开处理。这意味着修复《永乐大典》时，不能像对待其他古籍一样，将书脊拆开，单张修补。

　　那么，问题来了，《永乐大典》的装帧，恰恰是传统古籍的“包背装”，印好的书页白面朝里，图文朝外对折，配页后将书页蹾齐、压平。但既然要求不能拆装帧，到底要怎么修呢？

　　“被逼无奈”下，杜伟生只好使用了一种“掏补”的方法，即把工具伸进折页中间，一点一点“掏”着修补。“修复的时候需非常仔细，进度也较慢。补完一页之后要压平，待干透之后才能修补第二张。”

　　而这种“掏补”的新方法，在2002年修复《永乐大典》前，从来没使过，正是杜伟生的新发明。

　　事实上，相对于传统修复者，杜伟生确实是个“不太安分”的修书人。

　　大到对于传统修复理念的挑战，小到对于古籍修复工具的迭代，这个不肯墨守成规的人一直在思考。

　　1990年，他在英国国家图书馆时，见过一台“纸浆补书机”，觉得机器不错，修复率高，不用糨糊，没有接口，唯一的缺点是价格太高。于是，回国后跟馆里报备了一下，就拉着同事琢磨起来了，馆里给的经费，加上他自己的工资，全都搭了进去。

　　“三伏天，我跟同事张平，买了各种薄厚不同的塑料板，就蹲这后面焊，焊出来一个连模型都算不上的东西，再拿到外面让人给做成机器。那时候很惨，因为经费紧张，到处磕头求人帮忙。”

　　最终，在第三个年头，一台针对中国宣纸特点的“纸浆补书机”成功出炉。1998年，这台机器通过了文化部科技司组织的专家鉴定会的鉴定，荣获了文化部科学进步奖。

　　不过，对外来技术充满好奇的杜伟生，也有自己的底线，“新技术绝对不能对纸张造成伤害，且不能违反可逆性原则。”

　　曾经，有一个美国厂商找到他说，他们发明了一种仪器，喷射高分子化合物，提升纸张的拉力，维持10000年！“胡说了，张口就来，这根本没法用实验数据证明。”

　　杜伟生说，干古籍修复工作，和别的行当不一样，所有的功过是非，都要留给后人评说。面对一个大师遍地走的年代，他认为：“只有五十年、一百年乃至更久远后，有人说你是，那才是真的。这行干的是良心活儿。”

　　今年是杜伟生在国家图书馆度过的第42个年头。42年，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采访结束时，我问他计划什么时候退休。此时，这位不苟言笑的修复师眼中，流露出罕见的柔光，他摩挲着自己手打的锥子，半晌说：“也快干不动了，不服老不行啊。”

　　不过，他又一次笑了：连徒弟带学员，自己总共有40多个学生，希望他们好好在修复古籍的道路上走下去。“只要有纸在，这一行就有存在的必要，所以我们这一行，路虽然窄，但是比任何行业都长。”（杨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