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敦煌遗书》工作照

朱振彬与老师张士达先生合影

    1.“国手”最后的学生

　　古籍修复这门手艺，一直依靠师徒相承而延续，朱振彬很幸运，他是“国手”张士达最后的弟子。

　　1980年冬，刚刚高中毕业的朱振彬因为国家图书馆的一项政策：馆员子弟可优先来馆就业，来到了国家图书馆，随即被分配了一项学习任务，跟随古籍修复大家、当时已80高龄的张士达学习古籍修复。那是一段“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奢侈时光。

　　朱振彬和两位师兄弟跟着师傅，被安顿在珠市口附近的香厂路国务院第六招待所。一个大开间儿，中间摆一道屏风，外面几张桌子就是学习的“教室”，里面并排摆着四张单人床，就是师徒几人的住处。之所以选在这个条件并不算好的地方，是因为这里也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辑部所在地。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周恩来总理的遗愿，因着这部书，当时国内著名的版本学家齐聚一堂，冀淑英、李致忠、丁瑜、魏隐如等师傅的老友，常常过来串门谈古论今。朱振彬也就有幸听得许多趣闻。比如，鲁迅、郑振铎等那些对朱振彬来说只存在于书本里的人物，原来都是常常请师傅修书，甚或向师傅讨教修书秘籍的老客户、老朋友。因为年纪太小，朱振彬并未留心记下太多师傅谈古论今的细节，可有一件事，让他意识到了这次学习机会的珍贵。

　　师傅常会在闲谈中提到一位老友、藏书大家周叔弢。弢翁是极少数既懂藏书，又了解重视古籍修复和保护的先生。正是他，在1959年时以人大代表的身份，与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古文献研究专家徐森玉联名建议国家设立古籍装帧技术培训班。1962年，培训班分别在当时的中国书店和北京图书馆设立，师傅张士达就是北京图书馆培训班的老师之一。此后近20年，国家再无培训古籍修复人才之举，到1980年时，这一行已然出现青黄不接，师傅只好再次出山，朱振彬也才得以成为他最后的弟子。

　　朱振彬的学习两年为期。“补天之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发”这是明代周嘉胄《装潢志》所说的古籍修复师需要具备的本领，也是师傅张士达对朱振彬的要求。

　　最先学的是识别纸张。“常用的修复用纸就有十几种，师傅拿来很多让我们一个一个认，一开始脑子全乱了。”即便识得纸张，若想为每一册古籍配到合适的纸张也不容易。张士达修书特别讲究配纸——颜色、薄厚，甚至纸张纤维的纹理走向都要尽量与古籍一致。古籍善本用纸，都是传统手工造纸术的产品。造纸师傅们每次抄纸的时候手劲儿不同，纸张的薄厚就会不同，这造成即便是同一册古籍，每一叶纸都会不一样。再加上存放时间历经几百年，纸张渐渐氧化，同一册书，通常中间的纸张颜色浅，前后两端容易接触外界的纸张颜色较深。深浅之间的微妙渐变，亦需要仔细观察、搭配才能在修补残破之处时补得天衣无缝。有时候，光是配纸就得耗费好几天的时间。细心，成为朱振彬从师傅那里学到的第一个要诀。

　　18岁小伙子跟着80岁老爷爷学修书，可想而知“最难的就是坐不住”。朱振彬要学的第二个要诀是耐心。开始学艺的时候，师傅让大家每人修一册书，出于安全也出于由浅入深的考虑，让徒弟们修补的并无善本，只是些清代晚期和民国初年的线装本。以至于朱振彬现在已经完全忆不起来上手修补的第一册古籍是什么。记忆中无比清晰的是，古籍最初留给他的印象，绝不是华美精致和文化气韵，相反，虫蛀的小眼儿一叶纸上就几百个，看起来就跟筛子眼儿似的麻约约。“北方蠹虫直上直下钻，一册书只要第一叶有虫眼，后面也就都有，且所有的虫眼都在同一个位置。南方蠹虫喜欢‘打隧道’，在书里面横着钻、斜着钻，虫眼在每一叶的分布也就不太有规律。”朱振彬总结。每个虫眼直径也就一两毫米，每一个都要修补。实在修得闹心了，就只能放一放，出去走一走散散心，回来接着修。也记不清用了多少天，朱振彬终于修完第一册书。看着原来糟朽不堪甚至可以说破破烂烂的书，在自己手中恢复光彩，变得干净、平整、页面完好，成就感油然而生，继续坐下来修书变得没那么难了。“后来等入进去了，就像打坐一样，让我走也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