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玉明：老师常常会冒出些“奇谈怪论”，见性情而有趣味

　　陈平原说他调查过钱穆开讲“中国文学史”时的历史背景。当时新亚书院初创不久，经济状况极为困窘，学生也大都出身贫苦。“这是一位史学家讲的文学研究，又是讲给当时这样的一批学生，所以可以说这是一本外行人写给外行人的书。但我这样说没有嘲笑的意思，这正是这本书的好处，越是如此，越可以见出钱穆在传承中国文化上面的坚持。在这样困难、偏僻、边缘的处境，他还在以一人之力苦苦支撑着其文化理念与价值，所以这本书的学问不是最重要的，他的心情与关怀才是最重要的。”马勇也赞称：“中国的传统是文史不分家，好的历史学者都能有好的文论，但最近几十年来的历史研究却把中国历史一段段打断了，历史和文学史也互不往来。从这个意义上看，钱穆这本书恰恰能反映出中国学术的本来面目。”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为钱穆版《中国文学史》所作的序言里便说道：“讲课跟著述不一样，各篇之间，简单的可以是寥寥数语，详细的可以是细细考论，对均衡是不甚讲究的。但笔录自有笔录的好处，老师在课堂上讲话，兴到之处，常常会冒出些‘奇谈怪论’，见性情而有趣味。”比如钱穆评价先秦诸子，说孔子如钟，“大叩大鸣，小叩小鸣，不叩不鸣”，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庄子则是玩世不恭，并非板起面孔教训人，他所讲的寓言其实相当有道理；老子又有所不同，他认为不配与人讲，你们愈不懂，我的地位就愈高，所以说“知我者稀，斯我贵矣”；墨子则是一定要讲到你明白为止，因为他是社会活动家，是宗教家。

　　叶龙：钱师认为谢灵运不如陶潜，宋玉不如屈原

　　叶龙评论称，讲稿的意义就在于即兴，它与严肃撰写的著作不同，不会刻意压抑自己对史料的看法，而钱穆的观点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把“知人论世”作为文学评价的重要标准，认为作者为人的价值比作品更重要。因此，李、杜齐名，钱穆以杜甫为高，他说“李白是仙风道骨，老庄风度；杜甫则布帛粟菽，有儒家精神”，杜甫的全部人格精神与时代打成一片，与历史发生了大关系。“钱师的《中国文学史》首先是人的历史，以此标准衡量，他认为谢灵运不如陶潜，宋玉不如屈原，吴敬梓、曹雪芹绝不能与蒋心馀相比，阮大铖更不能与孔东塘比。”

　　“知人论世”正是钱穆这部《中国文学史》贯穿始终的线索。他在“绪论”就开宗明义地指出“讲文学史应先明白历史，文运必与世运相通”，伟大的文学多在太平盛世时产生，魏晋南北朝时期之文学只能说是文学之觉醒，到唐代才是神完气足。以“史”的标准来衡量，钱穆认为明中叶的作家远不如初明，因人人心中已无大传统存在，因此对“明代四大奇书”《水浒传》、《三国演义》与《西游记》、《金瓶梅》，钱穆肯定前两书，对后两书则颇有微词。他说施耐庵“身在元，心在宋，身遁草泽，心存邦国”，“《水浒传》虽是一部社会下层文学，而实带有中国传统政治上层文学之真心情与真精神”，而《西游记》和《金瓶梅》“只具游戏性、娱乐性，只有写作技巧，何曾有写作精神”。

　　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多热爱，钱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与断裂就有多痛心疾首，所以在这部讲稿里，他对“新文化运动”、对胡适等人也颇有微词。在钱穆看来，中国古代文学与白话文完全可以做到相容共存，不必厚此薄彼，失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将变成一个无根的民族。如讲到他很推崇的建安文学一节时，钱穆就顺便提到：“现在生物已进化到人类，但其他动植物仍然不能不要，所以有了白话文，仍然可以存在其他文体，不能单用白话文学史代表全部过去的历史。”对于胡适提出打孔家店的说法，他的评价是“我对此人觉得有趣，且万分同情”。在最后的“结论”里，钱穆又总结说：“五四运动之大影响，并非有一套理论，却是有一套新文学帮助，来吸引感动人。这是粗的俗的通俗文学，有力量，但这种问题并不能用来讨论严肃的文化思想。今日如有人说，某人思想落伍了，这不对。意见可以说落伍，可有反对、不同的，但知识是真理，是永远存在的，而‘落伍’、‘潮流’等口号只是运动的玩意儿。”(文/本报记者 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