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我曾经听过方汉奇先生的课。

　　适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建系60周年，我有机会拜访这位师长，有幸再次聆听他单独给我上的一堂课。在他身上，有老学人的淡泊与执著，也有新闻人的敏锐与时尚。

　　用望远镜“巡视”书房阵地

　　方先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虽然身高不足1.6米，但双眼有神，动作敏捷，气场强大，满头银丝耀眼，完全不像九旬老人。

　　走进方先生的家，眼睛立刻被四壁书柜所吸引。我目测估计方先生藏书起码过万册，先生神秘一笑，眼神中的潜台词是：“不止。”他像孩子炫耀宝藏一样，抽出书架上的一本书，里面居然还有一层书。原来，这些书柜是他亲自设计定制的，其秘密在于书柜的深度，每一层都可以里外“藏”两层书。

　　书柜从地板直达天花板，为了看清最高处的书，方先生特地购置了望远镜和梯子。一名学生曾经这样描述：“就像战场上一位出色的将军调遣千军万马，但见他站在书房中间，双手高举望远镜，准确地向高高的书架上望了一眼，然后搬来一架梯子，噔噔噔爬上去，转眼便取下书。”

　　方先生一辈子读书成瘾，藏书成癖。“小时候因为一直打仗，没能好好读书，一边逃难，一边转学，小学和中学一共转了14所学校，知识基础没有打好。”他总是遗憾当初没能考取北大等名校。上世纪50年代初来到北大工作，他终于有了专心读书的机会，竟创下了5年读完2000多本书的纪录。即使在“文革”中下放江西干校最艰难的时期，他也不忘带着宝贝似的5个大书箱。据说，当时他能头顶着大书箱毫不费力地爬上农民的阁楼。

　　10万张卡片织出立体知识网

　　几十年后，学生们还记得他讲过的课。

　　一次，方汉奇先生讲梁启超“开政论冗长之坏风”，说蒋百里写了一部5万字的《欧洲文艺复兴》，请梁启超作序，结果梁启超“纵笔所至，略不检束”，把一篇序竟写了5万字，蒋百里很为难，只好劝梁启超另出一本《清代学术概论》，自己反过来为这本书作了序。

　　讲到此处，教室里笑声不止，方先生却一脸严肃接着“八卦”，这个蒋百里后来因故自杀，未遂住院，竟因祸得福，与护理他的日本护士恋爱了，他们婚后生有一女，此女不是别人，正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夫人……满座一片“哦——”

　　所有的段子，方先生都似信手拈来，史料在他的脑子里似乎早就穿成串，拎出一个点，围绕着这个点的典故、人物，彼此的关系，大小事件，全都清楚明白。一名学生整理笔记时发现，6次课方先生提及和办报有关的人物竟多达上百个，每个人的生平、轶事、性格、趣闻都有血有肉，让人一下就能记住。

　　方先生把讲课比喻成打仗。他说：“做学问如果没有纵深储备，就如同单线防御，一点突破，全线崩溃。有了纵深，你在课堂上戳着，才能东方不亮西方亮，忘了一个还有别的。50多年前听曹聚仁先生的新闻采访课，让我终生受益的就是学到了用卡片来积累资料。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做的卡片，已经超过了10万张。”

　　这些资料卡，让方先生的记忆成了一张立体的网。“一个新的材料掉进去，立刻就被这张网锁住，成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你的这张网大且厚，自然产生的联想和提示会让你接受新信息相对容易；如果你的网又薄又小，基础不够厚重，那记忆就比较困难。”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