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与慈

　　很少有人能把“严师”和“慈父”两个词兼具于一身，但童庆炳做到了。

　　季羡林曾将自己的一个学生推荐到童庆炳门下读博，这个学生私下里向季先生说童庆炳挺厉害的，有些怕他。但季羡林却对童庆炳大加赞赏，认为只有严格的导师，才能带出优秀的学生，能在严师指导下学习是一种福分。

　　在一篇《宽严相济》的文章中，童庆炳谈及自己三十多年指导研究生的经验：宽严须相济，所谓严，就是对学生的学业一定要严格要求，丝毫不能放松。

　　童庆炳说：“学生来学校，愿意做你的学生，就是希望得到导师的指导，学习到真知识、真能力、真功夫。学生既然想学习到真知识、真能力、真功夫，那么，老师的严格要求就是符合学生愿望的。”

　　童庆炳讲述过一个故事——

　　“有这样一位学生，他的论文初稿写得很差，完全不能令我满意。我在别的学生面前当众批评他，一直呵斥到他哭了起来，流下了眼泪。当然，他很皮实，没有去寻死觅活，他认真地接受了我的批评，听取了我的指导，最后经过修改的论文很优秀，顺利通过。后来，他把论文拆开，连续在国内的刊物发表，毕业后还当上了某高校的教师，并很快评上了教授。每年春天新茶下来时，我都会收到从南方某地寄来的一盒茶叶。我不用看，就知道是他寄来的。我从来不把这盒新茶仅仅看成是一盒茶叶，这是我获得的一枚奖章。我把这枚奖章看得比任何奖章都重要，因为这是我执教成功的一个证明。”

　　然而，当学生遇到困难时，诸如生病、失恋、家人出事、穷得揭不开锅、找不到工作等等，童庆炳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像一位父亲那样去帮助他们。

　　童庆炳曾说过：“是的，我对自己的事情常常是听其自然，很少去争什么。我为自己的事，决不走后门，决不踩领导的门槛，决不托人做什么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但为了学生，为了解决学生的困难，为了帮助学生，我可能去走后门，可能会踩领导的门槛，可能会托人为我的学生办事。”

　　除了“慈父”，还有谁能这么做呢？

　　有一位韩国博士生，“非典”期间突然返京要求博士答辩，童庆炳毅然应允。于是，一场在科技楼天井里的特殊答辩产生了，答辩人和答辩委员人人头顶骄阳，戴着厚厚的口罩，一丝不苟地完成了答辩。

　　严师成人，慈父爱人，仁爱之心，莫过于此。

　　“教室的讲台旁，通常总放着一把椅子，你千万不可坐下。”近六十年的讲台生涯中，童庆炳从来都是站着、走着讲课。

　　这一次文学院党校的首场讲座，年近80岁的童庆炳依然站着讲到了最后。文学院的新闻报道这样写道：“报告会持续了近两个小时，童先生在报告中结合自身的从教经历，以幽默风趣的语言阐释对‘四有’好老师的理解。童先生的报告真诚又亲切，娓娓道来，让在场的所有老师和同学都深受感染，场内数次响起热烈的掌声。作为一位有着60年党龄的老党员，童先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四有’好老师做了最生动的注解。”

　　童庆炳漂亮地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次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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