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大一时在北师大数学楼前留影

童庆炳的部分作品

童庆炳的部分作品

　　【写在前面的话】

　　一篇迟到的通讯

　　2013年春节后，我因为一个小问题去采访童庆炳先生。去之前，我就知道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资深教授、文艺学泰斗，曾培养出罗钢、王一川、陶东风等一大批学者，当今文坛最活跃的一批作家如莫言、刘震云、余华、迟子建、毕淑敏、严歌苓等皆出自其门下，所编文艺学教材被500多所高校选用。

　　访谈结束后，顺便聊起了家常。先生和蔼可亲，听说我也是闽西老乡，又是北师大学子，一见如故。

　　根据先生粗略讲过的各个人生阶段，我随手在笔记本上简单列了一个提纲给他，并建议可以先在《光明日报》人物版上刊发通讯，然后再做一部口述史。我负责访谈、录音和整理。

　　先生愉快地应允了。

　　于是，前前后后持续了三个月，录音长达四五十个小时，最后口述完毕。写通讯的事，却被我以口述史出版之后，通讯自然水到渠成为由，无限期拖延。

　　后来，在几位帮手的协助下，2014年口述史初稿编成，当时截取了一小部分在北师大校报上发表，大概有几万字，效果很好。

　　原本想着将口述史作为先生的八十寿辰贺礼，于2016年前后出版。不料2015年6月14日，先生在外出登山途中突然去世。

　　书稿未出，通讯未成，传主已殁，呼喊无门，遗憾之至，令人心伤。

　　如今，童先生八十寿辰临近。口述史在童门子弟的帮助下即将出版，通讯也终于完成。

　　古人说：“事死者，如事生。”先生在那一边，当不会把我视为食言之人吧。

　　2015年5月20日，离生命的谢幕还有25天，童庆炳教授最后一次登上讲台。在电子楼阶梯教室，他应邀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党校进行了首场讲座。此情此景，他想起了老师黄药眠，想起了先生为他们上的最后一课。

　　那一次，黄先生步履蹒跚，坚持自己走到教二楼给研究生上课。平时，这些老派的先生们都一个风格，讲课从不带讲稿，东西都装在脑子里。可这一回，他却带了一个书包，进了教室就从包里掏东西。

　　童庆炳当时以为先生年纪大了，怕记不住问题带了讲稿。不料，黄药眠却掏出三个药盒，在讲台上一字排开，然后把童庆炳叫过去说，当左胸疼要不行时，给他吃哪一种药；当另外哪些情况要送医院时，给他吃哪种药。

　　后来，童庆炳在《教师的生命投入》一文中回顾了这一情节，他感叹：“这最后一课，是他带着牺牲的精神，带着豁出命的精神，来给我们讲的。”

　　在远古中国，“师”承担着某种神秘的“天命”，因而常常带有一种强烈的“殉道”精神。童庆炳也常常追问，自己是否也做到了黄药眠那种“豁出命”的精神状态。

　　而在《教师的生命投入》一文中，童庆炳还提到了黄药眠之外的两位教师。

　　其中一位是恩斯特·卡西尔，德国人，这位汉堡大学原校长因反对纳粹专政而颠沛流离，却始终未离开过教席——

　　“1945年4月13日，在哥伦比亚大学美丽的校园里，一群学生围着卡西尔提问，卡西尔耐心地回答着、回答着，就在这时他猝然而亡，死在学生的怀抱里。”

　　另一位则是国人熟悉的数学家华罗庚。1985年，75岁高龄的华罗庚赴日本讲学——

　　“那年6月12日下午4时，他站在东京大学的讲台上，讲‘在中国普及数学方法的若干问题’，精神矍铄，先用汉语讲，后征得与会者的同意，改用英语讲，会场立刻活跃起来。他的讲演生动活泼、言简意赅，博得阵阵掌声。他越讲情绪越高，脱下了上装，解下了领带。原定45分钟的讲演时间过去，又补充讲了20分钟。讲完后，听众热烈鼓掌，他准备从椅子上站起来表示谢意，突然，他倒下，心肌梗塞，不治而亡。”

　　这些镜头不断盘旋在童庆炳的脑海里。2008年，他得了胃癌将胃切除了三分之二，2012年又得了心脏病，安装了支架。此后，每一次应邀登上讲台，童庆炳都幻想着这样一个献身的结局：“我不是死在病榻上，而是我正在讲课，讲得兴高采烈，讲得神采飞扬，讲得出神入化，而这时候我不行了，我像卡西尔、华罗庚一样倒在讲台旁或学生温暖的怀抱里。我不知自己有没有这种福分。”

　　这一次，坐在电子楼阶梯教室里的是一群特殊的“学生”，他们都是北师大文学院的教师。童庆炳的讲演题目是《如何做“四有”好老师》。

　　2014年9月9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北师大，号召全国教师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教师，童庆炳深表认同，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四有’是对教师要求的朴实表述和精要概括。”

　　童庆炳进一步解释：“首先是培养道、传道的问题，其次才是授业解惑。教育要以人为本，所以学校的问题是如何在道德的层面来解决问题。要培养好学生，我们首先要从道的层面来严格要求自己，给学生作出榜样。”

　　确实，童先生无论往哪儿一站，都是“四有”好教师的最好例证。

　　青苹果

　　1936年，童庆炳出生在闽西连城山区一个叫莒溪的村庄，那里虽然山清水秀，但贫穷却是一个可怕的敌人——

　　“现在想想，我能够到北京来读书，能够留在北师大，成为教授，后来还给我评了个资深教授，愉快地跟朝气蓬勃的学生们一起谈论学问，纯粹是偶然。因为从小，我的理想就是每天能让家里人有五斤米下锅。我们家老少三代，七口人，每年到了三四月青黄不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吃光了，包括番薯（白薯）。这时候父母就要吵架，因为第二天没有东西下锅。”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十二三岁起，童庆炳就开始挑柴、耕田、插秧、施肥、锄草、割稻子、晒谷子，几乎做到了那个小小年纪的极限。

　　然而，从村子里零零散散搜罗来的书籍中，童庆炳慢慢知道了山外还有一个新世界，知道了在他之前，人类有很长很长的历史，在他之后，还会有很长很长的历史。书本播下的种子，让一个追求“五斤米下锅”的小庄稼汉，生发出求学求知的理想。

　　1952年秋，童庆炳以优异的成绩从连城中学考入龙岩师范，又于1955年从龙岩师范考入了中国师范院校的最高学府——北京师范大学，进入中文系学习。

　　当年的北师大中文系可谓群英荟萃，北师大共有6名一级教授，中文系独占三名：黎锦熙、黄药眠、钟敬文，并且流传着中文系“十八罗汉”之说：除了上述三位一级教授外，还有古典文学的谭丕模、刘盼遂、王古鲁、王汝弼、李长之、梁品如，古代汉语的陆宗达、萧璋、叶苍芩，现代文学的叶丁易，外国文学的彭慧，外国文学儿童文学兼攻的穆木天，以及还是副教授的启功、俞敏、陈秋帆。

　　这些教授几乎都给本科生上过课，童庆炳因此眼界大开。

　　回忆这些老师时，童庆炳动情地说——

　　“课上，老师们对作品的分析、问题的理解，以及他们提出的一些新鲜的观点，乃至他们刻苦治学的精神和方法，都变成了一种学术的血液流淌到我的血管里，使我日后无论是提起笔写文章，还是走上讲台面对学生，都会想起他们。所以，他们的教学作为我的积淀，成为我人生历史的一部分，成为我学术生命的一部分。如果我不进北师大中文系，接触不到这些老师，我的学术会失去血色，我可能一无所成。”

　　1958年，童庆炳以优异的表现提前一年毕业并留校任教，沿着众多前辈走过的道路继续前行。

　　童庆炳说：“人这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很好了！我就做好老师就行。”这是他留校之后唯一的理想信念，那一年他23岁。

　　此后的近六十年间，无论是面对事业的挫折，还是面对职务的诱惑，童庆炳始终没有放弃过讲台，始终没有“把学生给丢了”。他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如何成为一名“有理想信念”的好教师。

　　后来，每逢新生入学，童庆炳都会给文学院师生讲一遍“手握青苹果”的故事：一个年轻人独自到沙漠去冒险，他丢失了全部行李，迷失了道路。他一时慌了，翻遍了所有口袋，终于在一个裤子口袋里发现了一个青苹果。他闻了闻这个青苹果，觉得这是一个水库，是一个粮仓，且无比清香。他握着这青苹果，朝一个方向走去。每每精疲力竭时，他就手握青苹果看一看闻一闻，又向前走，直到第三天黄昏时分，他惊喜地看到了绿树红花，原来已经走出了沙漠。

　　是的，每个人都应该手握这样一个青苹果，而教师手里的那个，更应该握得紧，永不离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