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在鼓浪屿长大的“好孩子”，陈伟鸿随着厦门经济特区的成长，也在长大。四十多岁的他，对少年时的经历记忆犹新。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学生“骑车来骑车回，没有电脑玩儿电视看”，但他对现在的中学生也很理解：“不能用以前的标准去衡量现在的孩子。现在的青年是前沿的，他们比我们那辈人更懂得追求，更懂得享受，更懂得一些自我的表达。”

　　有人说是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成全了主持人陈伟鸿，也有人说是陈伟鸿成全了《对话》，而他却认为：“选择对话，是为了彼此印证，飞鸿已去，唯有生命之痕，永存。”如今，对于自己少年时的过往，陈伟鸿有着不一样的感受。

　　在合适的年龄做合适的事，省心省力

　　陈伟鸿出生在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是一个标准的闽南人。父亲和母亲都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矿业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一直在厦门工业设计院工作。用他的话说，自己一直是个“幸福的好孩子”。

　　在老师眼里，陈伟鸿是个平淡而普通的乖孩子，一向循规蹈矩地做事。“考试的结果也不会让他们失望”，在他的眼里，“父母永远是需要尊重的长辈和亲人”。与一些孩子的张扬和另类不同，陈伟鸿会特别认真地对待每一件事情，无论学习、写作业还是学校安排的一系列工作。那时的陈伟鸿清楚地知道作为班长，作为学习委员应该为同学做什么。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学校园里，“早恋”还是一件特别敏感的事儿。“好孩子”坦言：“对于早恋的记忆，还是那年受校团委之托，亲自主持的那场关于‘早恋问题’的大讨论” .当时，有一名中学生在上海《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被定义为“早恋”的文章。为了扼杀早恋的苗头，陈伟鸿所在的学校组织大家进行讨论。于是活跃在广播站的陈伟鸿被选中主持这场活动。

　　“我们要正确看待早恋产生的不良后果，以及对学习的影响。”陈伟鸿的开场白义正词严。当时超级单纯的他，完全没看出同班同学之间有什么感情的端倪。“实际上在大学毕业之后，有两个同班同学很快就结婚了”。

　　回想起那段时光，陈伟鸿笑着说：“因为没有经历过早恋，所以自然也体会不到它的美好或是恶毒”。他始终觉得，在合适的年龄去做一件合适的事情，会非常省心，也非常省力。在那个单纯到傻的年代里，陈伟鸿以一名“幸福的好学生”的标准来规范自己，投身于自己喜爱的英语领域，用自己全部的精力和热情渐渐推开了世界另一头的大门。

　　用心去听，很多东西会进入到你的心里

　　1986年，陈伟鸿考入福建师范大学英语系。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刚上幼儿园时的陈伟鸿，对老师的认知是从一个戴着眼镜、微微皱起眉头说话的老师开始的。“她皱眉的表情我觉得太美了！”自那之后，他便对老师产生了一种崇拜之情，那时的他觉得“老师是全世界最有学问的人”。小学回家后，他会偷偷地把门的背面当作是复习功课的小黑板，用废粉笔头书写课堂的板书，过着当老师的“瘾”。这样的情感裹挟着中学时代站在讲台上领读英语的自豪之感，最终让他圆了做一名人民教师的梦。

　　除了对老师梦想的追逐，对于广播、电视主持的喜爱一直是他难以割舍的情愫，这份一路坚持的副业与他一并成长。甚至到最后，他在做一名主持的路上，走得比当一名英语老师更远。

　　普通话标准与否对一名播音员来说，是最简单、最直接的衡量标准。作为一名典型的闽南人，要练就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卷舌音是一大死穴。小时候考汉字注音，陈伟鸿就是搞不懂毛主席的“主”，究竟是读“zu”还是“z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