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这里介绍的是我市一位不愿意让人知道姓名的离休女干部的感人事迹。这位老大娘过去曾以自己的绵薄之力，资助一位山区学生上福建林学院读完4年书；去年又每月寄赠200元帮助一位在厦门鹭江大学就读的女学生；今年再拿出离休金长期资助福建师大六位特困生。她以共产党员的宽广胸怀，以一颗纯朴的母爱之心，谱写了一曲催人泪下的精神文明赞歌。

　　这是1996年12月26日发表在《闽南日报》一篇通讯的编者按。记者饱含深情地记叙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那年夏天，福建师大美术教育专业来自贵州省平坝县的布依族学生刘兴彪，把自己精心创作的一幅《慈祥的母亲》油画，邮寄给漳州一位离休老大娘。那位大学生和漳州这位老大娘远距千里，素不相识，为何要为她作画，称她为“慈祥的母亲”？

　　大娘是漳州一位已故地专级干部的遗孀，离休已十几年了。一天，她在家翻阅报纸，看到一篇《清苦不减求学志——福建师大几位特困生纪实》的通讯报道，文章记述了六位特困生有的因父亲病故、母亲生病，有的因家里太穷，没办法供他们上学的生活费，每餐仅4角饭钱、一小碟青菜。大娘看了报道，一阵阵心酸。这年3月，这位老大娘把自己省吃俭用节余的1000元，寄给写那篇报道的记者，请他转给福师大六位特困学生，并从4月份开始，每月寄300元补贴这六位特困生的伙食费。

　　当记者得知这位老大娘的真名实姓和住址登门拜访她时，老大娘那纯朴爱心和坦荡胸怀更令人感动。她家住的房子，是当年龙溪地委分给他们住的旧房，一直没有装修；家具也是六七十年代的；她穿的还是当年“解放牌”衣裤。原先她每天买一瓶牛奶，为了资助特困生，把牛奶也停了，一日三餐粗菜淡饭。她说现在这样的生活已经很好很满足了。

　　在这篇通讯的最后，记者写道“请原谅，读到这里，你们还不知道这位年过七旬、德高望重的老大娘叫什么名字，因为我向她作了‘必须保密’的承诺。”

　　多么干净的思想，多么美好的心灵，多么可敬的母亲啊！我想，我已经猜到了这位老人是谁。为了证实，也为了追寻，我走访了当年采写这篇通讯的记者，他已退休多年，名字叫许崇安。

　　老许向我详细介绍了采访这位母亲的经过，最后，他告诉我，这位母亲就是谷文昌的妻子史英萍。史英萍当时再三交代不要透露她的名字，她说：“老谷在，一定会支持我这样做的。”

　　我不由想起之前采写谷文昌的通讯时了解到的几个感人细节。

　　谷文昌在东山担任县委书记时，有一次女儿谷哲芬看电影回家，高兴地向家人介绍电影有多么好看，说得兴致正浓，谁知谷文昌冷不丁问了一句：“谁给你买的票？”谷哲芬一愣，照实说：“我没钱，收票的叔叔知道我是你的女儿，放我进去。”谷文昌生气了：“看电影怎么可以不买票呢？县委书记的孩子也得按规矩买票。”随即拿出1角钱让谷哲芬去补票。有一回，长子谷豫闽趁谷文昌不在家，把公家配给谷文昌的自行车推出去骑着玩，在街上被谷文昌看到了，平时疼爱孩子的谷文昌这回非常生气，严肃批评了谷豫闽：“这车是公家配给我工作用的，你怎么可以动？怎么能公私不分呢？”

　　1964年，谷文昌调任省林业厅副厅长时，县里有关部门提议，把在县财政局当临时工的大女儿谷哲慧转正后一起到省城去，被谷文昌一口回绝：“组织上调的是我，不是我的孩子，还是让她留在东山锻炼吧。”

　　史英萍是南下干部，解放初即任东山县民政科科长，1952年转薪时定为行政18级，此后其职务和工资都未提升过，直到谷文昌去世后的第三年即1984年才按政策升为行政17级，也就是32年才晋一级。史英萍当了多年的妇联主任，又有相当的文化程度，可每次县领导班子有人提出给史英萍提职、提级，都让谷文昌给压下来了。

　　谷文昌带领东山人民种下了成千上万亩的木麻黄，可一家子吃饭用的桌子还是一张小石桌，坐的还是竹子做的椅子。一位林业干部实在看不下去，就到林场，捡了一些木头边角废料，给谷文昌做了一张小木桌。当他把小木桌送到谷文昌家里时，被谷文昌坚决退掉了。过后他对史英萍说：“如果我做一张木桌子，下面就会做几十张、几百张，我犯小错误，下面就会犯大错误。”人们还记得，谷文昌来到东山工作的时候，带着一只随身南下的旧皮箱，14年后调离东山时，带走的还是那只旧皮箱，还有两罐史英萍亲手腌制的咸菜。

　　1980年12月，谷文昌身体每况愈下，此时癌细胞已经扩散，他在东山时的通讯员朱才茂前往探望，忍不住哭了出来，谷文昌倒过来安慰他：“别难过，我的情况还好。”谷文昌让史英萍在背后垫了一个枕头，支撑着坐起来，吃力地叮嘱朱才茂：“我这次到上海看病，得知木麻黄寿命只有七八十年。你回东山后一定要让林业部门想办法，抓好更新换代，否则将来东山百姓要再受风沙之苦了。”这是他临终前的最后牵挂。

　　一个月之后，谷文昌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生命弥留之际，当家人俯在他耳旁问他有什么交代时，他眼里噙着泪水，断断续续地说：“我想……回东山去……”

　　根据谷文昌生前遗愿和东山百姓要求，1987年7月，东山县委县政府把谷文昌的骨灰接回东山，安放在位于山口村的赤山林场一个山丘上，这是当年他带领东山人民植树造林锁住风口的地方。

　　谷文昌去世时，身边只留下700元。史英萍在谷文昌去世后一周内就拆除了家中的电话，连同自行车一并上交，“这是老谷生前的交代”。史英萍去世后，子女们恳求领导春节不要再来家里慰问，认为“没有资格再享受了”。除此之外，全家人未向组织提出过一件要求照顾的事项。

　　人们正是从这样一件件的“细节”“小事”，看到了谷文昌“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的内心世界和崇高品格。这样的好官，百姓由衷地信服和爱戴。

　　我的思绪回到了史英萍生前最后帮助的六位大学生。我询问老许：“谷书记坟前有一个用花岗岩雕刻的香炉，那个香炉会不会是这六位大学生中的哪位家长敬献的呢？”老许沉默片刻，告诉我：“不太可能，因为这些学生都来自外地，而且，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位母亲的身份，更不知道她是谷文昌的妻子。”

　　我明白了。我忽然觉着，有没有找到香炉的捐献者，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找寻到香炉背后更为珍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