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53年7月15日晚11时30分，谷文昌（时任东山县长）办公室响起急促的电话铃声。电话是东山守备部队公安80团团长游梅耀打来的：“老谷，我们召开一个紧急会议，请你速到我的指挥所来。”

　　指挥所内，气氛凝重。游梅耀通报了福州军区紧急电报的内容，今晚，敌舰艇十二艘、机帆船数十艘，载兵万余从金门出发，有对我行大规模袭扰之企图。根据判断，国民党军队大约出动了一个加强师，目标很可能就是东山岛。由于守岛部队只有1200人，与进犯之敌力量对比悬殊，叶飞司令员电示，守岛部队可作机动防御，于16日晨4时以前撤出东山岛。然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

　　游梅耀说：“我的意见是坚守东山岛，等待大部队的增援。地方党政机关干部连同家属，要在天亮以前全部撤出东山岛，撤出时我派部队负责掩护！”接着，他陈述坚守东山岛的理由：“如果守岛部队撤出，国民党军队登陆后就会利用我们挖好的坑道、修好的工事，给我们实施反击造成很大麻烦。现在，我们进入坑道、工事，就能有效阻击进犯之敌，为增援部队赢得时间。”

　　谷文昌不停地吸着烟，听完游梅耀的分析，他掐灭了烟头：“我完全赞同游团长的分析。东山县委、县政府、东山的地方干部将会与守岛部队战斗在一起，决不后撤一步。会后我们马上做部署，各乡镇自卫队、救护队在执勤地区集合待命。机关干部、武工队、民兵立即进入岗位，担任战勤和作战任务，全力支援守岛部队。”

　　谷文昌的一番话坚定了游梅耀的决心，这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高兴地说：“好！虽然我只有1200名战斗人员，可背后有83000东山人民的支持。我立即向叶飞司令员报告。”

　　谷文昌走出指挥所，他下意识地朝着海的方向望去，只见远处，雾气氤氲，透着几分诡秘与莫测。眼前的村庄则显得特别寂静，寂静得出奇，劳作了一天的村民们还沉浸在睡梦中。

　　东山解放三年来，岛上军民天天搞备战，天天说“狼来了”，这回“狼”真的来了。

　　国民党军队13000多人，由金门防卫部司令胡琏直接指挥，在海、空军配合下，扑向东山岛。

　　“高安号”驱逐舰，指挥舱内，胡琏的目光死死盯着军用地图，参谋人员随时向他报告战局进展情况。和共军打了多年交道，他不敢掉以轻心。

　　此次攻打东山岛的作战意图是，配合朝鲜战场，对解放军实行军事上牵制，同时也是“反攻大陆”的一次前哨战。作战计划是，用舰炮火力和航空兵火力掩护部队登陆，在岛之东南侧分三路向北推进；同时空降一个支队于岛之北侧，迅速占领东山岛与大陆联系的唯一通道八尺门渡口，切断守岛部队的退路和堵截大陆部队对东山岛的增援；以突击大队突破解放军守岛部队的前沿阵地，攻下200高地，然后插入纵深与伞兵会合，在四至八个小时内占领全岛。

　　应该说，单纯从军事角度上看，这一作战计划堪称严密。然而，这个计划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民心民力对战场的影响。

　　在激烈的守岛阻击战中，刚刚解放三年的东山人民用英勇的行动保卫新生的政权，支援守岛部队。他（她）们冒着枪林弹雨，为坚守阵地的部队源源不断地送上弹药，挑来一担担开水、一桶桶地瓜粥，用担架抬下一个个受伤的战士。而这其中，有不少就是“兵灾家属”。

　　距离200高地不远的石坛村，有位中年妇女，把两名来不及转移的负伤战士藏在家里，用珍藏了十年的一块嫁妆红布给伤员包扎好伤口，并机智地与前来搜查的国民党官兵周旋，成功地掩护了负伤的战士。这位中年妇女被解放军战士亲切地称为“海防战士的妈妈”，她的名字叫刘杏，丈夫被国民党抓丁去了台湾。

　　16日晨，一股国民党部队占领了东沈村。这时，乡长和几位干部因忙于安排支前，来不及转移，在一位村妇的帮助下，隐蔽在民兵队部的隔壁几间草房里。这股国民党部队包围了这位村妇的房子，并架起四挺机枪，因为这栋房子墙壁上写着“民兵队部”的字样。国民党兵用刺刀对着村妇，逼她说出民兵、干部隐藏的地方。村妇沉着冷静地说：“我是一个寡妇，自己都顾不了，还顾得上什么民兵干部。我的儿子被你们抓去当兵，你们可认得他？”国民党兵认为她是“国军军属”，又是寡妇，只好放了她。这位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干部的村妇，名字叫叶明花，她的儿子也在1950年被国民党抓了壮丁。

　　钱岗村一位叫林保桃的“兵灾家属”，丈夫孙罗仔1950年被国民党抓壮丁，这次也随国民党部队登岛。他望着熟悉的家乡，特别思念家中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可是，他又担心回家后有生命危险，还会连累家人。经过内心的痛苦挣扎，终于决定豁出去。他利用夜幕掩护，顺着水沟悄悄潜回家。他本想和妻子、女儿见上一面就走，可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久别重逢的夫妻相拥痛哭。林保桃告诉丈夫，东山解放以后，家里没有因为他被国民党抓壮丁而受到歧视，而是作为“兵灾家属”得到政府的照顾。家里不仅分到了土地，自己还当上了村长。终于，孙罗仔在妻子的劝说下，打消了惊恐和疑虑，留在了亲人的身边。

　　再回到停泊在海上的“高安号”。军事地图上的攻防标示，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让胡琏万万没有想到，在东山百姓的支持下，装备简陋的共军守备部队，始终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岛上核心阵地上，一直坚守到援军的到来。空降到八尺门的伞兵，也被分割包围歼灭，他的“切断共军守岛部队退路和堵截大陆部队对东山岛增援”的计划破产了。16日上午11时，解放军31军91师272团就渡过八尺门海峡登岛作战。17日凌晨，增援的大部队已像潮水般涌上海岛。他无奈地下达命令：“留下部分部队阻击增援的共军，掩护主力向海滩撤退。”17日晚上7时，胡琏的舰队带着退下来的登岛部队仓皇撤离东山，来不及上船的数千名“弟兄”在湖尾海滩，全部被解放军“缴枪不杀”。

　　毛泽东获悉东山保卫战胜利的消息，高兴地说：“东山保卫战的胜利，不光是东山的胜利，也不光是福建的胜利，而是全国的胜利。”

　　十天之后，《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东山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停止了对大陆的军事行动。

　　从硝烟弥漫的东山战役，回到寂静而凝重的寡妇村展览馆，我凝视着挂在墙上一幅幅当年丈夫被抓壮丁的“寡妇”照片，她们是林秀真、林秀春、林宝月、林招玉……每个“寡妇”都有年轻与年老时的对比照，一个是年轻美丽、眼中带着清纯的村姑，一个是满面皱纹、眼中饱含沧桑的老阿婆，这强烈的反差让人感到一种发自心底的痛。她们本该有属于自己的美好而平凡的人生，1950年那场兵灾改变了她们的命运。她们是不幸的，国民党军队给她们造成深重的苦难；她们又是幸运的，共产党的德政温暖慰藉了她们的心。她们由衷地感谢共产党，感谢共产党派来了谷文昌这样的好干部。

　　（下转4版）

　　（上接3版）

　　我想，香炉或许就是这当中的哪位阿婆送的。于是，悄声问黄馆长：“这些老人还健在吗？我方便去拜访她们吗？”黄馆长告诉我：“现在村里还有六七位健在的阿婆，但她们都年事已高，记忆也都模糊了。”我明白了，我不忍心再去打搅老人们归于平静的生活。

　　香炉的线索又断了。

　　黄馆长把我带到了工作室，按家乡的风俗，热情地请我喝功夫茶。我们边喝茶，边继续聊着。黄馆长不经意中向我谈起了一件事情：“谷书记去世以后，他的妻子史英萍曾经两次来到铜钵村，关心着兵灾家属的命运。她每次都是自己掏钱买车票从漳州坐公交车来的。听说，她还用离休金先后救助过六个贫困大学生。谷书记家风好啊！”

　　六个贫困大学生？黄馆长的话使我想起了二十年前曾经在《闽南日报》看到的一篇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