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寻找香炉捐献者的线索中断了，我心里有些茫然。

　　傍晚，我穿过林带，来到离住地不远的马銮湾。漫步在平缓细软的沙滩上，只见海面上渔火闪烁，宛若天幕摇落的星辰，那是渔民用灯光在诱捕“小管”（小鱿鱼）。可我无心欣赏这海上夜景，心思还在那个香炉上。

　　忽然，眼前一组画面吸引了我。月光下，几个渔民驾着一条小木船将一张大渔网撒入附近海中。沙滩上，十几个渔民排成两队，每个人腰上系着一条绳子，绳子采用活结系着渔网的粗大绳子，依靠腰力和双手牢牢抓住大绳子往岸上拉。走近一看，拉网的渔民有男的，也有女的。我忍不住脱掉鞋袜，卷起裤脚，加入拉网的行列。因为说的都是家乡方言，我很快就和拉网的渔民们聊了起来。一位叫阿生的小伙子告诉我，他们是来自附近的铜钵村，祖祖辈辈就在这个海湾拉山网。解放前，都是女人种田，男人捕鱼。拉网时，还一边踩着节奏喊着号子。阿生的话，让我如临其境，我问道：“那为什么后来女人也来拉山网呢？”阿生告诉我，当年国民党军队撤退时抓壮丁，把村里的男人差不多都抓光了，为了生计，女人也只好出来拉网捕鱼，现在女人拉山网就成习惯了。

　　阿生的话提醒了我，1950年国民党军队撤离时，在东山岛大肆抓壮丁，铜钵村深受其害，成了远近闻名的“寡妇村”。解放后，对这些活寡妇的身份如何认定，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是谷文昌冒着极大风险，积极提议，对这些苦难深重的活寡妇做出“兵灾家属”的定性，一项德政暖了苦命人的心。谷文昌坟前的香炉会不会就是铜钵村的乡亲们送的呢？

　　我来到了寡妇村展览馆，老馆长黄镇国陪着我，一边参观纪念馆，一边向我叙述着那段难忘的往事。

　　1949年6月，一批从淮海战役溃退的国民党部队进驻东山，因为官多兵少，号称“军官团”。同年9月，“军官团”改编为“国防第七纵队”，12月份整编为陆军第58师，师长洪伟达，号称“再生部队”。怎么个“再生”法呢？抓丁，靠抓丁，抓满一个排的，排长升连长，抓满一个连的，连长升营长。

　　1950年5月10日凌晨2时，洪伟达部突然包围铜钵村，以查户口为名，掳走147名壮丁，其中年幼者仅17岁，年长者55岁，已婚者91人。而当时的铜钵村只有298户1334口人。遭此浩劫的铜钵村，三日不见炊烟，从此成为远近闻名的“寡妇村”。

　　两天后，东山解放。时任南下干部长江支队第五大队三中队五小队队长的谷文昌，随军解放东山岛，并担任了城关区区委书记。铜钵村就在城关区辖区内。在村党支部书记谢老太的陪同下，谷文昌多次来到这个灾难深重的小村庄。

　　在马銮湾，铜钵村的妇女们汗水夹着泪水，艰难地拉着网绳，唱着以前男人们拉网时唱的号子歌：搬网真艰苦，行是倒退步，食是番薯箍（块），配是鳁仔涂，穿是布袋布，睏是珍珠铺（沙滩），天光搬到日落埠，实在饿死某（妻）囝路。号子声声，撕人心肺……

　　榕树下，铜钵村的妇女们一边织着渔网，一边唱着自己编词的歌册调：门前海水平波波，哪知人间有银河。多少年来断七夕，何时鹊桥接阿哥？歌声如诉如泣，催人泪下……

　　池塘边，铜钵村的妇女为了给庄稼戽水，把扁担插在一头，将戽桶一端的绳子系在扁担上，自己背着孩子拽着戽桶另一端的绳子，一桶一桶地从池塘往庄稼地戽水。过去夫妻俩一起戽水变成了单人戽水。戽着戽着，扁担倒下了，戽桶撞碎了，女人的心也随之碎了……

　　在谢老太书记的陪同下，谷文昌走访了这些苦命女人的家。他发现，这些女人吃饭的时候，饭桌上总是多摆着一副碗筷，那是特地为离别的亲人摆下的。再看锅里，是稀得可以照见人影的地瓜丝汤。他还看到了这些女人用心收藏的一把手电筒、一块银元、一只布鞋……这是她们的男人被抓壮丁时留下的。现在，见物如见人，见物不见人，女人的心在流泪、在流血。此时，她们并不知道面前这位脸庞黝黑、穿着一身褪色军装的中年人就是谷文昌，但直觉告诉她们，这是一位古道热肠、可以倾诉心声的好人。

　　面对铜钵村女人那无助和痛楚的目光，谷文昌的心阵阵颤动，这些无辜的、苦命的女人，却被当作“敌伪家属”对待，她们承受着亲人分离的苦痛和精神上的煎熬。谷文昌陷入了沉思。

　　不久，谷文昌担任了县委组织部部长。他了解到，东山岛人口只有83000多人，而国民党军队撤离东山前，先后三次抓丁就抓走4000多人，如果算上社会关系，兵灾涉及的人数接近全县总人口的一半，怎么可以把这些老百姓推到对立面呢？一个大胆而坚定的想法在他脑海中形成。

　　县工委五人小组会议上，谷文昌郑重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把“敌伪家属”改成“兵灾家属”。这个问题实在太敏感了，有人担心，这涉及政策定性问题，政治风险太大，会不会犯阶级立场的错误。也有人担心，现在东山刚解放，海面上很不平静，岛上敌特活动非常频繁，谁能够保证，敌特和这些国民党兵的家属没有联系？有人建议，以前从未遇到过这么棘手的难题，是不是报给上级，等上级有一个明确的意见再讨论。

　　这是一次关系到兵灾家属政治命运的讨论，作为倡议者，谷文昌承受着巨大压力，也冒着极大风险。然而，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担当。

　　谷文昌平缓而又坚定地阐述着自己的观点：“这些被国民党抓走的壮丁，出身和我们一样，都是本分的、穷苦的农民，他们是被国民党用刺刀强行掳走的。离开父母，抛妻别子，并非他们所愿，他们是受害者呀。他们的家人正承受着常人难以理解的痛苦。国民党给她们带来了灾难，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救她们于苦难，她们生活在冰雪之中，我们不能雪上加霜，而应该雪中送炭！”谷文昌停顿片刻，接着说：“我想，只要我们做的事情对党、对百姓有利，上级终究会理解和支持的。”谷文昌的一番话，打动了县委一班人的心。

　　从此，在东山岛，“敌伪家属”改成了“兵灾家属”，“敌伪”、“兵灾”两字之差，天壤之别。这些原本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女人，犹如枯木逢春，政治上有了地位，生活上得到照顾，她们有了做人的尊严，有了活下去的信心。她们带着感恩之心跟着党走，带着满腔热情建设新的家园，带着希望期盼着亲人的归来。

　　党爱人民，人民向党。

　　“兵灾家属”这项德政的人心效应，在接下来的东山战役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