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生长方能育精英”

　　在对12位院士的访谈中，“钱学森之问”是一个被屡屡提及的话题。自由宽松的氛围，因材施教的方法，是院士们至今念念不忘的“精英教育”模式。

　　王元院士的老师华罗庚初中考试时，常受到老师的优待：“你出去玩吧，今天的考试题目太容易了，你就不要考了。”

　　在这位曾担任过10年中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委员会主席的大数学家看来，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我国“有教无类”做得越来越好，能够进入学校的人数远远超越自己当年那个时代，但“因材施教”远远不够，“必须承认智慧的差别，允许精英脱颖而出”。

　　“孔子三千弟子，也只有七十二贤人，就是100人里只有2.4个人是英才，需要因材施教。”王元介绍，西方国家的教育重视英才，因为造福国家、重点创新要靠英才。

　　而我国对于英才培养重视不够，7岁的孩子，有的只有4岁的智力，有的则非常早显露出较强的天赋。按部就班一级级的上学制度和考试制度，对优秀的人才是一种藩篱，“就像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读一样的书，变成要齐步走，最后只有向落后看齐，好学生的才华被扼杀掉了”。

　　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教授张寿武曾师从王元，当时，王元认为自己的研究领域经典解析数论已无出路可言，但看中了张寿武的勤勉和悟性，鼓励他自由选择方向。

　　在张寿武硕士论文答辩时，王元在其答辩完成后说：“我们也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一个字也听不懂，但考虑到你每天很早就来办公室，很用功，这个硕士学位就送给你了，以后就不能蒙了。”

　　至今，这位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新科院士常常庆幸，有这样一位老师能给自己充分的信任，给予了自己足够自由的空间。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欧阳自远院士对金庸的书籍如数家珍。

　　这位被誉为“嫦娥之父”的天体化学与地球化学家，毫不讳言自己是“金庸迷”，在他眼中，能看野书的中学时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坦白地说，我有很多东西是从金庸的小说里面知道的”。

　　从小接受艺术熏陶的齐康院士，坦言“科学家应当懂艺术”。中学时，弹钢琴、读小说、学画画的经历，对于他后期的创作影响深远。“现在的教育把人教‘死了’，思维僵化了。我们要培养懂得‘传承、转化、创新’的全面人才。”他直言。

　　说到当下中学教育，齐康摇头，连说了3个“不好”，“钱学森先生晚年时讲了一句话，‘中国培养不出人才’，说得有道理。一个人要全面发展，不能专门只学功课，那样要把人‘憋死掉’”。

　　“家国情怀让人淡泊致远”

　　中学时，郭光灿一心想着要学习，要学好，至于以后学什么专业、有什么目的，他并不清楚，“那时候很单纯，挺傻的”。

　　多年后回首，郭光灿认为这种单纯也是一个优势，“我那时候只知道有了知识将来能做大事，虽然不知道能做什么，但明白这条路是对的”。

　　他的成名作可以为此写下注脚：在从事量子信息研究时，孤军奋战的郭光灿在国内坐过10多年“冷板凳”，而最终，团队也收获了首先在国际上提出量子概率克隆原理的殊荣。

　　与青年一代的接触中，郭光灿发现一个现象：现在许多中学生知识很多，思想却变得复杂，做任何事情都带有目的性，“动机非常强烈，参加学校夏令营都计较着能得到什么才决定是否参加，家长们传递的观念也都是希望孩子弹钢琴、学唱歌，将来一举成名”。

　　他理解今天年轻人的痛苦，自己当年是只知道往一条路上走，就可以心无旁骛，“如今的年轻人已经回不到我那个时代，有时候不是说他不愿意努力，而是他们眼前可以选择的路太多，也容易迷茫，想要在每条路上都有收获，结果分散了精力，也扼杀了才华。”

　　“再给我10年时间，我还能继续往前走。”已过古稀之年的郭光灿希望，今天的中学生也能抛弃功利和杂念，做一个不停止进步和探索的人，真正实现人生价值——对民族和国家的价值。

　　院士们一生的重大抉择与国家的命运沉浮相伴，家国情怀让人淡泊致远。

　　1952年，欧阳自远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高考。填报志愿时，家里想让他学医，他自己想学天文，但那时国家要发展重工业，而发展重工业就需要找到矿产资源，因此，“唤醒沉睡的高山，寻找出无尽的宝藏”成了当时最激动人心的口号。

　　成绩优异的欧阳自远也被这句口号打动了，于是第一志愿填报了北京地质学院。

　　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时正在攻读矿床学专业研究生的欧阳自远敏锐地认识到，尽管新中国还没有能力开展空间探测活动，但中国总得有人想这些问题。

　　从此，欧阳自远把研究视野转到地球之外，并从1995年开始全力以赴从事月球研究工作，终于成为中国最顶尖的探月工程的科学家之一。（谢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