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海2月26日新媒体专电题：一位法官逝后为何极尽哀荣？——忆“中国好法官”邹碧华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黄安琪　吴振东

　　“12月10日，上海小雨，船到江心，操桨者骤然沉默。”上海，一名法官，犹如被冬天拂去的落叶，骤然倒在了前往司法改革会议的途中，生命指针永远停留在了47岁。

　　医院里，妻子抚着他眼角的泪水，探究着临别时都没能开口的他在想些什么；单位中，电话铃声不断，一个个曾与他有过“一面之缘”的当事人，急迫而又小心地询问着传闻的真伪；而微信朋友圈中，新华社一则寥寥数字的消息开始刷屏，让司法界许多朋友感到震惊。有律师为他默哀，有学生为他燃烛送行，有同事扼腕追忆……

　　他，就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邹碧华，时任上海市高院司法改革办公室主任，也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法官。

　　“庭前独角兽”：为民审案为民忧

　　独角兽獬豸，怒目圆睁，能辨曲直，勇猛公正，这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也是法律与公正的象征。邹碧华为自己的微博和微信取名“庭前独角兽”，意味深长。

　　“在一次火灾中，一位80多岁的独居老母亲蜷缩在沙发上，经火烧之后，地板被烧穿，她整个人坠落到楼下。家人状告物业公司，但最终没能获得法院支持。”上海市高院立案庭组长、曾长期从事信访工作的金鸣回忆说，“邹院长听闻老人去世情况时眼圈都红了，立即查阅了此案所有卷宗，并实地勘察了事发现场。”

　　邹碧华发现，火灾时消防栓故障引起了灭火延迟，而当时附近正在修地铁，是施工不当造成了消防栓损坏。面对这个得罪人的“骨头案”，邹碧华多次走访电力部门、城建部门和地铁公司，最后各方都承担了相应的责任。

　　“当我看到上访户因频繁上访弄得家里鸡犬不宁的时候，我心里很难受。”邹碧华曾说，“我们能不能对当事人有一些情感上的关心？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给他们帮助、给他们安慰？除了精通法理，做法官更需要有同理心。”

　　5年前，一位身患白血病的男童同样让邹碧华“揪心”。5岁男孩小铭被亲生父母狠心抛弃，爷爷奶奶没钱给孙子看病，走投无路才来到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立案大厅，要以小铭的名义起诉他的亲生父母，索要抚养费为其治病。

　　当时，还没有未成年孩子告亲生父母的案例，因此法院迟迟没有立案。时任长宁区法院院长的邹碧华得知后，带着长宁法院少年庭法官们开了两天的会，研究法条，决定立案。最终，小铭的父亲将名下房产划归小铭作为治病的医药费，孩子才顽强地活了下来。

　　“法律是公平公正的，也是保护弱者的，要用法的精神解决问题，服务百姓。”邹碧华曾说，当年他得知自己被上海市高院录取时，曾激动地给母亲打电话报喜。母亲告诫他：“一定要做一名有良知的法官。”

　　“改革操桨者”：触动利益的勇气与智慧

　　“哪有把船划到江心就弃桨投江的道理，走上这个岗位，就得承担起使命与责任。”2014年7月，上海在全国率先开展司法改革试点工作，邹碧华成为上海法院司法改革方案的主要起草者之一。

　　“改革，怎么可能不触及利益，怎么可能没有争议？对上，该争取时要争取；对下，必须要有担当，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那些在一线辛苦办案的老实人和年轻人吃亏。”邹碧华的话掷地有声。

　　为了提升法官素质、提高办案质量，上海司法改革试点方案提出，法官占队伍编制总数的比例限定为33％。而长久以来，由于法院内部“混岗”模式等原因，造成法官基数普遍高于员额比例的现状。

　　是遵循司改精神择优选取办案骨干，还是“论资排辈”让年轻人“就地卧倒”？邹碧华非常强调并且始终坚持，一定要腾出员额让年轻人有机会参与遴选。

　　而秉承这样的见解和观点，需要直面较大的压力。据一位上海市高院司改办的同事回忆，为了破解人员分类这块“改革坚冰”，邹碧华参与召开的基层座谈会不下15次。“在一次座谈会中，一位综合部门的老同志表示，虽然自己已不在办案一线但也是为审判工作服务，而且曾从事审判工作多年，在改革时必须进入法官员额。邹院长当时并没有回避问题，他表示，是否在一线办案是入额的重要标准，改革就是要改掉陈旧的观念，因此必须按照新的岗位要求和法官入额办法，对现有法官进行考核或考试，以保证所有入额的人员都是办案骨干。”

　　邹碧华习惯用数据说话。在拟定上海法院司法改革方案初期，他就对全市法院的审判力量进行了全面摸底，带领团队对上海所有法官近五年的办案情况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年轻的助理审判员在实际审判工作中承担了大量的工作，这成为制订方案的基础事实。

　　“一个双休日，我们把某家试点法院200多个法官的案件办理情况数据交给邹院长，我认为已经比较客观，没想到他认为案件难易度无法从这些数据中看出，必须看案卷。”上海法院司改办副主任顾全回忆说，“他让我把这些法官的案卷材料调出来带回家看。光是把这些案卷材料拷到硬盘里就要4个小时。”

　　改革审判权力运行机制，落实“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也是本次上海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事实上是对既得利益的挑战，是对法院过度行政化的纠偏。

　　改革前，上海法院到底存在多少裁判文书层层审批的情况？系统内行政化程度到底有多深？邹碧华认为，“摸清现状”是制订改革方案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他并不怕“得罪人”。一方面，邹碧华对上海各级法院审委会讨论案件的数量进行了梳理；另一方面，邹碧华在全市法院做了调查问卷，内容主要涉及各基层法院是否存在行政干预的情况？如果存在，有多少？并且还会听取相关意见和建议。

　　“我们经常讨论一些问题，有时也会有不同的观点。”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平说，“他不会因为面对领导就妥协迁就，而是敢于说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