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倡廉对您最大的触动是什么？

　　周梅森：让我看到了党反腐的决心，也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希望。这也是我创作《人民的名义》的根本动力。

　　反腐伴随着我们改革的全过程，从来没有中断过，也从来没有离开公众关注的焦点。光是为了管住吃吃喝喝，我们党出台的相关文件就很多，但是一些干部的嘴还是没管住。但十八大以来的政治生态中，就这一点来看，哪个省、市、自治区的官员还敢乱来？真的没有。这是一个细节，但从这个细节上我看到了党的决心，看到了政治生态的明显变化。过去我写了很多反腐小说，但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我就觉得很没劲。十八大以来，老百姓看到了希望。我觉得没有任何人会像中国共产党一样渴望去除腐败。

　　记者：有人说社会现实已经超出了作家的想象，这种情况下作家的追求和作用怎么体现？

　　周梅森：这的确是一个难题。有人问我，你写了这么长时间的反腐小说，有没有感到想象力枯竭。我说生活没有枯竭，艺术就有创新，这是一个基本道理。腐败分子太有想象力了，他们做出的事也真的超出我们的想象。文学艺术或许不能兴邦救国，也不至于亡党亡国，但是文学艺术会构成整个社会氛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文学艺术和时代是相关的，不能说现实已经走了很远了，文学艺术还落后很远。全国人民都在关注反腐，这种情况下，如果文艺不关注、不在场，那就是文艺的失职。

　　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大方向就不会错

　　记者：有人说反腐题材创作是一个敏感区域，创作者对腐败问题的认知和判断在作品中如何体现，都是很难拿捏的，您怎么看？

　　周梅森：确实很敏感。这里面有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这是创作者必须把握好的。你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大方向就不会错。如果你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就是另一回事。但是我觉得，真正站在反对派立场上对党和人民的利益进行全面否定的创作者是几乎没有的。所以问题还是出在艺术创作怎么管的问题上。

　　记者：您对目前主管部门对文艺创作支持的可持续性有信心吗？

　　周梅森：我确实有一种担心。因为改变政治生态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为什么这部作品这么引人关注？因为很多东西超出了作品本身。

　　一方面是人民期待、社会期待，老百姓太需要这样的作品了；另一方面是过去10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并没有拿出这样的作品，这个差距造成了社会对这部作品的超高关注度。

　　十八大以来，中共反腐世界瞩目，人类历史上这么一件伟大的事，却连一部反映它的像样的作品都没有，真是说不过去。作为作家、编剧，我深感惭愧。但我还是强调，这是有原因的，不是作家不想写。我一直在写，但写了发不出来，是环境不允许，不是作家不愿意写。起码有相当一部分人愿意写、愿意承担。好在现在改变了，希望这不是一阵风。我希望文艺政策能激励优秀艺术家跟上时代、反映时代。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反腐倡廉从来没有中断过，您也创作过很多反腐题材的小说和影视剧。在今天，您认为反腐的形势跟过去有什么不同之处必须引起关注？

　　周梅森：十八大以前，一方面社会财富极大丰富；另一方面，从官员政治道德到社会的普遍道德都下滑严重。官员阶层应该是社会的精英阶层，应该用道德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们。有的问题对普通人来说可能只是个人问题，但在官员身上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在《人民的名义》中，我借用剧中一位省委书记的话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有些地区、有些部门，我们的党员干部的道德水准已经低于普通公民，靠这些道德水准低下的干部来管理一个地区、一个部门，这样的地区和部门搞得好吗？”这是我的认识。

　　今天，党反腐的决心让我重新看到了希望。只要将反腐的决心执行到底，中国社会就会有很好的未来。（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