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 索

　　从1949年到1957年的八年间，白桦写了一些小说、诗歌和电影。按当时的观点，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在“文革”中则一律作为毒草加以批判斗争，而挨批最甚的是为电影导演郑君里撰写的剧本《李白和杜甫》。

　　“为了这个没有发表、没有拍摄的剧本，大会小会批斗了上百次，写了几十万字的检讨。‘文革’以后我才领悟到，它之所以挨批，是因为它接受历史的真实，接近作家的独立思考。这种接近是无意的，并不是像批判者说的那样，是我蓄意的借古讽今。那时他们太抬举我了，在此之前，我并不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思想家。说实话，我是被真实历史所吸引，被李白的诗歌魅力所吸引。屈原是最早被误解的爱国知识分子，‘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白桦认为，《离骚》开创了知识分子痛定思痛的宣泄。

　　1957年，27岁的白桦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册，当过好几年钳工，在最有艺术想象力的年龄被迫搁笔。一直到1976年，不仅没有写作的权利，其中的一半时间，人身自由被完全剥夺。

　　“1957年的挫折使我发誓放弃文学，甚至文字，把所有的笔记、日记全部毁掉，扔掉所有的笔。”白桦说。但是，漫长的黑夜过去，风浪稍稍平息，他又把自己终生不渝的恋人——文学，紧紧地拥抱在怀里。他经历了中国文学回归的全过程，而在这个过程里，他觉得自己一直都在砧上。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委屈，因为在砧上经受锻打的人是大多数。

　　“文革”结束的第二天，白桦想到贺龙元帅早年对他讲述的一些经历，只用了一周时间就写出话剧《曙光》。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洪湖的故事。

　　为了这部作品上演，白桦奔走了一年，不断争取各级领导的理解，向许多人朗诵剧本。直到1977年秋，在北京内部上演了两个多月后，才得以正式公演。

　　白桦本来想，可以沿着《今夜星光灿烂》《曙光》的路子写下去，但是未能如愿。

　　白桦说，他像越冬的落叶乔木那样，有了默默的思索。在暴风雪中形容枯槁的思索，比在春光里茂密的宣泄要有力量得多！

　　风 波

　　1980年底，根据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摄制成的《太阳和人》，又引起一场全国性的大震荡。故事讲述黄永玉等一大批劫后余生的中国艺术家，经历了各种生活的折磨，但对祖国的爱始终不渝，表达了对祖国的爱，是苦苦的爱恋。

　　当然，《苦恋》最终拍成的电影，已经不是黄永玉个人的专题纪录片，而是反映了一个群体，表达了“文革”后艺术界的共同心声。

　　后来，这部电影没有过审。这对白桦来说，是无比遗憾的事情。

　　1981年全年，举国上下卷入这场沸沸扬扬的批《苦恋》的事件。1981年8月3日，胡耀邦受命主持召开思想战线座谈会，作为当事人，白桦在武汉军区接受批判，而没能参加。

　　唯有吴祖光的表态与当时许多人的态度形成反差。“这部作品温柔敦厚。”吴祖光说。

　　1981年10月13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前来北京主持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的巴金。巴金在面见胡耀邦时说：“文艺家受了多年的磨难，应该多鼓励、少批评。特别是对中青年作家，例如对白桦。”

　　1981年对于白桦来说，是一本沉重的书，这本书是许许多多的人用自己痛苦的思索写出来的。

　　白桦和胡耀邦最后一次见面是1985年12月29日，中国作家代表大会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开幕。开幕式以后，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和作家们合影留念。从20世纪50年代起，白桦不止一次站在众人之中和毛泽东等高层领导人拍过这种纪念照，他总是在最后排。甚至在贺龙身边工作过那么长时间，他也没有和贺龙拍过一次合影。这一次他却一反常态，站在前排李準和李瑛之间，为了让胡耀邦进来的时候能看见他。

　　被批判的过程中，白桦就收到数以千计的声援信件与电报，某些刊载批判文章的报纸收到的质问信件要用麻袋来装。他们都是来自弱势群体，和白桦素不相识。一位蒙古族小姑娘来信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历经坎坷的作家，如果你无处投奔，热诚地欢迎您到我们草原上来。我们的毡房里有属于你的一张毯子，我们的毡房里有属于你的一双筷子。”

　　读到这，白桦泪如泉涌，他觉得这些足够补偿他经历的所有苦难。他说，《苦恋》有自己经历种种波折后悲凉的情绪，“我认为，人们肯定会像我认识到‘文革’是一件很荒诞的事情一样。那个伤害不是对个人的伤害，而是对国家、对民族的伤害。”

　　“今天回想起来，这场批判是一场观念的较量，是‘文革’后最为激烈的一次，它检验了很多人的观念和勇气。”白桦说，关于电影剧本《苦恋》的争论，不应该问他当时有什么问题，而应该请当时提出问题的人来回答有什么问题。《苦恋》的出现只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时期里的正常文学创作活动。它和一切文艺作品一样，当然带有历史的烙印和作家的生命体验。但它是一个真诚的作品，正像吴祖光当时说的那样，它“温柔敦厚”。

　　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观看了影片之后，落泪了。他表示文学作品要经过时间的验证，也许需要几年、几十年，乃至一百年。它既是历史的产物，就让它历史地存在吧。它如果真的有生命力，它就会存活下去。它的魅力除了它的内涵，也应该包括它的局限和它出生时的如晦风雨。

　　数十年来，白桦的家庭由于他的缘故屡遭不幸，儿子的心中余悸很深。1984年他曾在一封信里劝道：“爸爸，您不能改变一个生活方式吗？为什么那样重视文学的使命呢？从您的少年时代起，您为这块土地已经付出了您应该付出的一切。”白桦复信说：“儿子，我不能，因为文学是我的生命。我越来越理解古人说的‘文章千古事’那句话。一个有生命的人怎么能不重视自己生命的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