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新京报：上世纪90年代很多和你同批的行为艺术家，创作都转向别的领域了。而且行为艺术在中国所能获得的资源非常有限，你为什么可以坚持这么多年？

　　何云昌：生活嘛，你还得面对它，该交房租还是得交，该给娃交学费还得交。“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嘛，不过每次青黄不接的时候就会出现贵人关照我一下。做行为确实资源窄一些，这两年好一点，主流社会大众的认知和宽容度大了一些。但是我想重要的是，选择你最喜欢和最有兴趣的事情，而不是最有利可图的事情。生活能过得下去就行，反正钱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好多人开玩笑跟我说，我了个去，你做这么多年还是这德行。我说咋的啦，就这样呗。说“坚持”听起来有点轴，当时条件差，我想方设法实施了我想做的作品，那可以视为一种坚持，后来也不完全是坚持。人对有些东西会有瘾，它本身会诱惑你。行为艺术的表达形式对我很有吸引力，它宽广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都诱惑着我，也不断有新的人投入这个领域。

　　4

　　新京报：一些作品是有危险性的，展览也展出了你写的责任自负的“声明”。写的时候你一般在想什么？

　　何云昌：我想得到可能会面对的不测，也能意识到我做这个事意味着什么，想表述什么。我可以为我的喜好牺牲自己，但旁人没必要为我牺牲。所以如果双方都觉得可能有不测的话，我就给写个声明，出任何事都跟别人没关系。

　　5

　　新京报：伴随作品发生过什么样的极端体验？有没有在一些时候让你感到失控？

　　何云昌：人是脆弱的，但人身体的潜能也是强大的。当你把潜能发挥到极致后，比如我做的一些作品，几次都有很清晰的幻觉。一个我飘到空中，从上面俯瞰我自己，还有听不见或看不见，都出现过。我每次做作品都有一种未知的恐惧，我尽量设想到最大程度，有一种自以为的保险性，但都是预估，谁也说不准会发生什么。有人问我，你做作品的底线是什么，我说弄个半死就可以了。但我觉得我不是做极限作品的人，我都尽量请医疗专业人员来协助，这就是对你自己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