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拍过刘少奇、周恩来

　　拍摄《旋风九日》前，傅红星笑称自己的工作是“守了7年仓库”。他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双肩挑”，既当馆长，也任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实际上，从1985年复旦毕业，傅红星基本没离开过电影工作。“我在上海长大、读书，专业是中文，但是想拍电影，就来了北京，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下文简称新影厂）工作。它当时有在全世界拍片的条件。”

　　刚参加工作时，傅红星拍过很多与边疆少数民族相关的电影，比如西藏。那个年代，去西藏并不容易。因为条件艰苦，很多人也不愿意去。1988年，厂里要派人去拍藏族同胞过藏历土龙年，领导最初分派的一位导演不愿意去，因为拍摄期间也是汉历春节。又找到傅红星，他很开心地说：“求之不得。”简单收拾一下就走了。

　　33岁时，傅红星决心要拍一部关于周恩来的纪录片。辛苦制作两年，《周恩来外交风云》于1998年2月登陆院线。仅在上海大光明影院，此片的单片票房就突破了150万元，创造了国产影片在一家影院单片放映的最高票房收入纪录。而此片1998年的全国票房，则超过了冯小刚的《甲方乙方》和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当时主管外交的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评价它是“新中国外交史的一部教科书”。

　　观众对《周恩来外交风云》的热情还未散去，傅红星又趁热打铁，于1998年11月推出了一部《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片子讲述了刘少奇为探索中国命运所走过的风雨历程，以及他个人命运留给人们的深深反思。制作完这部片子，傅红星为自己拍了一张照片，和以前的照片对比，他觉得自己成熟了很多。片子更深远的影响是对当时的新影厂，“大家突然发现，历史解密的电影其实是很受市场欢迎的。当然，讲好故事也很重要。”

　　还想拍关于毛泽东的电影

　　“电影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傅红星再一次执起导筒已是2014年，对10多年没有拍过作品的他来说，首要的感受是制作方式。“我拍上一部影片时，还是导演中心制时代，这部影片已经转变到制片人为中心的时代。大制片厂时代结束了，以前你在一个大厂子里完成后期的所有制作，现在不可能了。数字化以后带来的是全球化，你不需要属于哪里，你属于你自己就行了。只要你自己够优秀，就会被选入某个好团队。”

　　傅红星的父亲傅泉是一位老革命，12岁就加入陕北公学，当了个“娃娃兵”。“他一辈子把毛主席当成偶像，信奉革命，是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傅红星也遗传到了这种理想主义，尤其在导演之路上。“我不想走老路，想超越自己。”他舍弃过去驾轻就熟的方法，在新时代里按新方式来制作《旋风九日》，同时坚持要让这部片子经受市场的检验。因为他更想让“80后”“90后”了解邓小平的魅力。“这不是什么老掉牙的历史，历史它从来不会走远，而是会照亮未来。”傅红星说。

　　在电影资料馆7年，让傅红星对电影有了更深的理解。“每个入学的研究生，我都会问他：电影是什么？他们大多数会认为电影是艺术，我会告诉他们，艺术是电影最里面的东西。电影可以是政治、是外交、是教育、是语言、是经济、是历史、是档案……它是一切。艺术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把电影做好，才能成为艺术。”

　　所以，对他来说，拍片子完成自己内心的理想才是正经事。他还有一个最大的梦想，那就是拍一部关于毛泽东的电影，“要让观众热血沸腾的”。为此，傅红星已经做了20多年的功课。

　　（王晶晶 据《环球人物》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