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记得老师对自己父亲般的关怀。学生生病时，罗国杰和老伴儿亲自熬鸡汤、煮粥，送到学生手里。看到学生骑着破旧的自行车，罗老还曾硬塞给对方500块钱，买新车用。

　　“我爱我的学生。”罗国杰不止一次地对弟子们说，病榻上，他仍能准确地叫出每一个前来看望他的学生的名字。

　　他对底子略薄的学生更为用心，却小心翼翼地不着痕迹。严春红入罗门之前没有伦理学的基础，罗老便让她参与《中国革命道德》（简编本）的再版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研究》的索引制作与校订，用多做事情的方式积累经验。时至今日，她仍然感激老师用这样的方式帮她在学术上树立自信。

　　罗老的1997届博士、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肖群忠至今仍留存着33年前罗老写给自己的第一封信。泛黄的稿纸上，罗国杰用毛笔写下荀子《劝学》里的语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鼓励肖群忠对待学问持之以恒。

　　那时的肖群忠还是“西北偏僻地方的一名师范学院大三学生”，读过罗老的书，对伦理学感兴趣，因而鼓起勇气给罗老写了封信，却并未指望着收到回复。

　　时隔不久，他不仅收到了老先生的回信，还收到了老先生寄来的书——黄皮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上下卷，“这套书后来成为了教材，但当时尚未出版，只在学界内部流通，实属珍贵”。

　　“字如其人，罗老的字同他本人一样的温润。”肖群忠说。

　　但焦国成在整理老师遗物的时候，却第一次发现老师温润以外的品质。他看到了罗国杰在解放后与昔日同济地下党战友们的合影，照片背后，是老师熟悉的字迹，写着照片里每一个人的名字。这张照片让他触摸到老师的峥嵘岁月，他开始觉得，老师的字迹里透露着某些坚硬的东西。

　　事实上，这些坚硬的品格一直都在。2013年年初，86岁的老人因颅内出血动了开颅手术，切去了巴掌大的一块颅骨，身上一直插着胃管。

　　住院的时候，他坚持要住在普通病房。学生们想请医院为老师换一个单人间，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急得直摆手：我不要换好病房！

　　病情稍有好转，他又对着家里那台老台式电脑整理书稿。他使用五笔输入法，字根烂熟于心，打字飞快，“为了节省时间”他说。

　　他的腿脚早在几年前就已经不灵便，他只好用大脑和手指与时间赛跑。2012年年底发病的前一天，他还对着电脑工作到晚上8点，那一年里，他整理出版了3本书，在期刊上发表了4篇文章。

　　时间却对他愈发吝啬。病重时，他时常陷入昏迷。清醒的间隙，罗国杰还记挂地问身边的学生：论文开题了吗？

　　学生说：老师，您先保重身体，等您病好了，我把论文读给您听。老人频频点头，口中不断重复：好，好，我会坚持，我会坚持。

　　“要坚持”，是他一生中对学生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另一句则是：按照自己的思考去做，错了也没关系，只要我们真正追求真理。（张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