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先生却对此不以为意。“老师经常说要‘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关心国家’，道德总是与对社会的献身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生严春红回忆道。

　　去年12月，罗国杰被授予吴玉章终身成就奖，并获得100万元的奖金。坐在家里的旧沙发上，他和老伴儿作出了将100万元全部捐作奖学金的决定。“老两口说这事儿的时候，语气轻松得就好像送出去的只是一本书而已。”当时在场的焦国成说。

　　平日里比较沉默的老人关注时事，每天看报纸，晚上7点钟，更是雷打不动地坐到电视机前看新闻。焦国成时常看到老师拿着剪刀做剪报，用曲别针分门别类。

　　这位生于1928年的老共产党员推崇马克思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基本道德原则。2012年入学的严春红曾和老师讨论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应不应该坚持集体主义道德基本原则。罗国杰说要坚持，因为“要为国家考虑”。

　　他还对社会上的道德滑坡问题，撰文批评满口“钱钱钱、利利利”现象。

　　他曾提出要“以德治国”，后在2000年被中央采纳，成为了治国方略。当时恰逢“依法治国”的方略提出不久，罗国杰的主张在法学界一时间掀起了不小的争议。

　　曾与罗老一起参与编撰过高校教材的法学教授陈大文记得，当时自己年轻气盛，还曾当面质问过罗老“干嘛出这种主意”。

　　“‘以德治国已经成为中央决策，作为一名教师应该与中央保持一致，这是政治纪律。”罗老平静地说，他接着又从道德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道德的保障的角度解释了自己的观点，强调以德治国并不是不要依法治国，二者要相互结合。

　　“从治理社会上讲，依靠道德的力量是最长远、最有效，也是成本最低的。”他说。

　　罗国杰很早便开始关注腐败的问题，他曾忧心忡忡地对学生说：如果腐败问题不能很好的治理，国家就危险了。对于腐败者，他的看法是：自作自受恶有恶报， 但我们不能幸灾乐祸。

　　谈及道德对治理社会的作用，罗国杰总能引经据典，这和他酷爱读书密不可分，身体还硬朗的时候，他常常蹬着“永久”牌的28自行车“搜刮”海淀、新街口一带的旧书店。住在人大林园时，靠墙的三面大书橱都被藏书塞得满满当当，放不下的书堆到地中间，没几天发现，地板被压得凹陷。家里所有的书他都通读过，与人谈及某一内容，老人起身便能从书橱里找到相应的文献。

　　有一次，学生拜访他，他神秘兮兮地说，“我这里有好书给你看看。”学生刚伸出手，罗老赶忙说：“这是明版书，看看就好了，不能摸哈。”罗老常看的书都被包上了书皮。

　　与博览群书同样为弟子们所仰慕的，是他写论文的速度。年轻时，他几乎可以达到每3天一篇论文的速度，但却从来不急着发表。总要把论文放在教研室搁几天，待征求同事和学生们的意见，反复修改过后才肯投稿。焦国成还记得，罗老曾在1986年组织并写作一本名为《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书，因为对部分内容不满意，这份书稿改了22年，直到2008年才首次出版。

　　3月13日，是罗国杰追思会举行的日子。这一天虽然天气有些冷，却阳光和煦，没有雾霾和阴雨，正如这场追思会的气氛——哀而不伤。

　　天南海北的弟子们因为老师而重聚，望着遗像中罗老清瘦而温和的脸，弟子们忍不住你一言我一语地交换着彼此对恩师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