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心理救助：“就像是不用麻药的手术”

　　心理康复，尤其是“失独”这样重大的心理创伤的康复，第一步最为艰难。

　　“在失独项目中，寻找到服务对象是第一个难点，时常费尽周折。”孙一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很多志愿者吃过失独父母的闭门羹：“一说起这事我爱人就哭好几天，你们不要再来了！”“我不相信你们，哪有这种好事？”“我不想让周围人知道我是这种情况，你赶紧走！”

　　有一次，志愿者从街道办得知，陈丽（化名）的儿子在几年前自杀身亡，丈夫也因病去世。“但我们得到的手机号一直打不通，她在街道登记的住处也被拆迁了。好不容易得知她在某医院工作，抱着希望赶去，医院又说她辞职了。就这样放弃吗？我们不死心，又辗转找到跟她关系比较好的同事……终于，我们在这位前同事的带领下，在一片拆迁工地的断壁残垣中，找到了那间平房——她的家”。

　　这时，陈丽已经从能干的护士长，变成了眼神呆滞、行动和语言迟缓的中年女性。当志愿者热情地说明来意时，她的姐姐非常高兴，鼓励她要多出去参与活动，陈丽的脸上才露出了不太自信的微笑。

　　陈丽已经很久不用手机，家里也没有座机。红枫中心的项目官员姜莹甚至担心她能否自己找到活动地点。第一次在座谈会上看到她时，姜莹松了一口气：“她不是没有能力，她是被悲伤困住了自己。”

　　红枫中心采用的心理帮扶方式是对失独家庭入户访谈、工作坊、小组活动、个案咨询等一系列活动。

　　“我没参加这项工作之前很忐忑，特别怕触动失独父母的痛处。他们来报名参加活动填《90项症状自评量表》时，我们都特别小心翼翼，但还是有人因为一点儿小事突然暴怒。”孙一江说，心理学术语中，称这样的状态为“易激惹”。

　　而“心理工作坊”这一团体咨询活动，正是让失独父母直面最大的痛处。每次活动由20～30位失独父母、1名导师、多名经过专业训练的助教参与。

　　担任工作坊导师的是刘凤琴。她在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工作了15年，在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后为警察、教师、学生、医护工作者做过危机干预团体心理辅导，荣获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天津港“8·12”特大火灾爆炸事故之后，她又在8月18日带队赶往天津。

　　“我们运用人本主义、积极心理学的理念与视角，营造了一个安全、接纳、温暖、尊重、支持的氛围，结合哀伤发展的阶段，发挥团队动力，创造积极体验，充分挖掘人固有的、潜在的建设性力量，帮助失独父母完成有效的哀伤，引发、构建积极的希望与信念，使心理创伤得到疗愈，生活得以重建。”刘凤琴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这并不容易，因为她们面对的学员太特殊：60多岁的许莉（化名）独自居住。刘凤琴上门访谈时，看到她的床头放着1米长的铁棍，“她说甚至想上街打死一个人，然后自杀”。在《90项症状自评量表》中160分以上就是“可考虑筛选阳性”，需要适当的心理干预，许莉的分数高达360分。

　　在心理工作坊上，导师会带领失独父母进行“找回我们的内在价值”“梦想拼贴”等20多项互动活动。

　　挑战最大的环节之一是“想象孩子来自天堂的电话”。有失独母亲曾激动地尖叫：“老师，你停下来！”甚至有人突然不能动了，也有的瘫倒在地，需要队医紧急处置。许莉也曾愤怒地离席。走到门口，孙一江轻轻问：“你可以吗？”让孙一江惊讶的是，许莉想了想，说“我可以”，又回到了座位上。

　　“我很理解这种痛，就像是没有麻药做手术。”孙一江说，“工作坊不能抑制失独父母的哭泣和暴怒，而是要引导、释放出来。因为失独父母周围的人通常受不了反复的倾诉、哭泣，所以他们的情绪是长期受到压抑的。”

　　面对棘手的突发状况，红枫中心的心理专家、咨询师志愿者也有经验。在人们哭成一片的时候，刘凤琴总能保持沉稳、关爱的态度。“因为我们都受过专业训练，心理咨询师就是药引子。我们特别想从心理上帮助他们，这种心情压倒了作为普通人的难过”。

　　对一名情绪失控离席的女企业家，志愿者就按照她的性格来鼓励：“你是一个有力量的人，我相信你，你看，那么多人还需要你去支持呢……”最后，她坚持完成了工作坊课程。后期入户访谈时，她主动告诉志愿者，女儿去世两年来，她一直觉得孩子还在，在街上碰到和女儿相似的长头发女孩，总忍不住跑过去看一看。“现在，我真的接受孩子走了这件事了”。

　　一位失独母亲在四川雅安的工作坊活动中，第一天画了一棵枯树。第二天，她在原先的图画上随意添加了新的感受：枯枝长出了新叶，太阳出来了，天空中有小鸟飞翔……信心和正能量渐渐回到这位母亲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