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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的味道
在仲辉的印象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辽宁抚顺煤皮铺地,在街上看到马粪也不稀奇,汽车一跑一溜烟。这是他的家乡,也是他大学毕业后分配的城市。
大学4年,他给大量涌入大连的美国游客当向导,领一天15美分的酬劳。1982年,在穿梭的旅行团中,仲辉认识了他的第一个资助人,她给仲辉发来了哥伦比亚大学神学院的申请。
到美国去学习宗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件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于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中,公安局的官员无数次叫他过去询问:这个美国资助人到底是谁?她的政治身份是什么?她的这笔钱究竟从何而来?
好事多磨。直到1986年秋天,事情才迎来转机。仲辉终于成为了1949年以来,大陆第一个被官方批准前往美国进修神学的留学生。
3立 足
在神学院,“全院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大陆学生”从早到晚被挫败感所包围,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美式英语像是一种他闻所未闻的新语言。相比之下,基本不懂英语的聂立立处境更加糟糕。
他们有了一对龙凤胎,生活的艰难自不必说,但好歹,在深不见底的“美国梦”炮灰之中,两人省吃俭用,慢慢有了点储蓄,总算是立下脚了。
1988年,聂立立从国际语言学院毕业;第二年拿到助理律师证书;1991年从科州基督大学取得人事管理学士学位;1992年考入凤凰大学,两年后以优异成绩获得商管硕士学位(MBA);1992年初,她和商学院的两位同学一起注册了一个电脑程序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是将当时美国的编程技术引进中国东北、西南和东南的一些高等院校。
在这4年间,仲辉也即将念完他的宗教哲学博士课程。
1992年4月的一天,仲辉去拜访一位大陆朋友小胡,在小胡公寓的茶几上看到了《人民日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头版头条的10个大字冲进仲辉的眼睛。他马上向小胡借了报纸,带回家中给妻子立立。
聂立立是中国改革开放、恢复律师制度后的第一批持证律师,来美后她一直密切关注国内所有与法律相关的信息,当读到“外国人允许到中国领养孤残儿童”时两人同时脱口而出:赶紧给雷曼夫妇打电话。
雷曼教授是仲辉的导师,他们有8个孩子,4个亲生、4个收养。
“雷曼教授,您那么有爱心,愿不愿意收养一个美丽可爱的中国女孩?”
雷曼听了大笑:“太好了!但很可惜我们太老了。孩子需要的是年富力强的爸爸妈妈,不是六十多岁的爷爷奶奶。但你们应告诉身边的人,一定会有许多乐于领养中国孤儿的家庭。”
于是两人开始悄悄地问身边的同学、邻居和教友。几乎每个人都兴奋地告诉他们:“这太好了!我们太愿意到遥远的中国领养一个孤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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