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死一个人，没出现一次上访，没扯一次横幅”

　　马秀英老人的意见被朱红亮当作顺利拆迁威远街的“圣旨”，不折不扣的执行。

　　“拆迁旧房屋是否舍得割肉的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我们制定了几个方案回应老人提出的要求。”仟业红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锐坚说，“当时规定，拆迁后新建的住房面积最小的为50平方米，当时威远街最小的住房，按房产证登记面积，竟然有5平方米的，所以我们制定了方案。”

　　“首先，军烈属全部免费，也就是他们的原住房如果只是10平方米，我们免费补足他们40平方米，使他们的住房至少达到50平方米，也就是，他们用一间10平方米的老房，一分不花，换来一套全新的5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其次，对双下岗职工、残疾人、五保户这些有特殊困难的职工，免费50%，也就是，他们用旧房换一套50平方米以上的新房，超出部分只需按当时昆明的房价补交一半的钱。”

　　威远街202号住户林仪，一家5口蜷缩在只有10来平方米的老旧危房中，家里还有残疾人，生活十分窘困，朱红亮闻讯实地踏勘，心中很难过，“我给了她一套60多平方米的住房，作为特殊情况，超面积本来要她承担一半的费用，我也全给她免了。”

　　生活拮据的林仪无以表达谢忱，做了一面锦旗给公司送来。

　　原居住在威远街云兴巷6号的杨少文，住房只有20来平方米，夫妻均无职业，一个儿子在自卫还击战战场为国捐躯，朱红亮给他一套50多平方米的新房，按照马秀英的“圣旨”，杨少文家的所有费用全免。

　　“我估算了一下，”李锐坚说，“这些特殊困难群体全部优惠下来，我们至少让出了206万元给居民，这个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字。”

　　其实，朱红亮心中也很认同马秀英的做法，在威远街动拆之前，他多次走家入户调查过，居民普遍居住简陋，看了心中很恻然，“好多都是上百年的土坯墙，一下雨，雨水一泡，可能就坍塌了，面积尤其窄小，大部分都是一20平方米，住五六口、六七口人，真的很可怜，有不少人家很穷，一个石头砸进家去，砸到他家墙上，也砸不到任何家什。”

　　威远街区旧城改造的正式拆迁是在1994年~1998年之间进行的，这5年，是朱红亮和公司员工极其难熬的5年。

　　“一下雨，我就和员工撑着伞到拆迁现场彻夜站在雨中观察，生怕哪座土坯墙建筑物倒塌，伤了住户居民，如果出现人员伤亡，哪怕就一个，就是天大的事。”朱红亮说，“最后，到整个街区拆迁改造完成，我们做到了没死伤一个人，没有一个居民到各级党委政府上访，没有出现一次扯横幅、架高音喇叭煽动闹事的情况。”

　　这里面，还就是朱红亮让利割肉的效果在起作用。

　　“拆迁必然遇到所谓‘钉子户’，”朱红亮不讳言这一个拆迁所必然遭遇的普遍性问题，“曾遇到几户毫无道理闹事的‘钉子户’，有时任邻省省委书记背景的，有时任北京某部队大校背景的，有云南历史名人后裔背景的，他们的要求都是超出当时政府的规定，狮子大开口来闹事，目的就想多要钱。”

　　遇到这种情况，朱红亮及其公司没有采取近年社会传闻的一些拆迁公司的那些稀奇古怪的下三滥手段，而是依法依规，反复解释。

　　实在难缠的，就寻根讨源，以理性、程序的做法消弭阻力。

　　“有座部队背景的住宅，施工人员一去，就有一些穿军装的人出现阻拦，甚至要动手打人，后来我们找到部队警备区的领导，向他报告情况，请求支援，部队领导非常支持，派人执勤，一次就把那些穿军装的人吓跑了，再也不来闹事了。”

　　但是，也有朱红亮乃至马秀英都摆不平的真正的“钉子户”，“有一户从新疆迁来的民族住户，拆到他家，横竖不让拆，连马秀英老人都没办法，老人很无奈地对我说，‘我是回民，我也做不了这人的工作，人家不是我这个民族，我也没办法了。’只好接受敲诈性条件，最后付了整300万元，他才同意拆。”

　　公司财务吴倩告诉笔者，公司工作人员不时还被打，“一次给拆迁户分房，有人嫌楼层不好，一个女职工在办公室，被他拽着头发拖出去就打。”

　　李锐坚说，“那时我们回家，有时要绕好几个圈，确认没有人跟踪盯梢，才敢进小区，生怕拆迁户知道住址骚扰家人。”

　　在他们描述的故事里，拆迁公司的员工其实很可怜。

　　“做人做事永远要有一颗红亮的心”

　　朱红亮说他所以如此为人，和他的家庭环境有关。

　　李锐坚和他是发小，对朱红亮的陈年往事知道不少。

　　“朱总在家行三，他上面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有一次，朱总和父母生气，负气出走，他以为家人会找他，但一直到天黑了，没人找，挨到夜里灰溜溜地回家，发现家人早已阖门睡觉了，他父母的观点是，你要走就走，就是不能找，找了一次，他就会跑第二次，以后就养成烂脾气，没完没了了。”

　　“当时，他家居住在昆明市最为繁华的塘子巷附近，天一黑，塘子巷麇集着各种人物，热闹之中鱼龙混杂，父母怕他几姐弟学坏，天一黑就不让仨姐弟出门去玩。”

　　朱红亮从小就鬼机灵，他母亲很节俭，为了省钱不喝牛奶，“有一次他打了一瓶牛奶叫老人喝，老人嫌贵不喝，朱总问她，‘您喝不喝？不喝我就倒地上了。’老人哪舍得，接过来喝了。”

　　朱红亮长得魁梧但心很细。

　　有一年冬天，此时朱红亮已经在市政府当工人，月薪十几块钱，李锐坚到冬天手会生冻疮，他带着李锐坚到一家商店看皮手套，选中后叫李锐坚试戴，一看合适，就叫他别脱了，马上付钱，到这时李锐坚才反应过来，原来朱红亮要送他一双手套，“他付了7.5元钱，半个月的工资没了。”

　　“我做事，的确受父母影响很大。刚从市政府辞职下海不久，有个领导介绍了一项市政工程给我干，但该工程的副指挥长私下和我谈，要我给他30万元的好处，20年前的30万是什么概念？我一听，吓得不敢干了，赶忙告诉介绍工程的领导说，我不敢干，领导先是责骂我，后来一听详情，也默然了。”朱红亮认为他做人胆小有着家庭的深刻影响，“我出身革命家庭，父母从小管束很严，不允许干非法非分的事，后来出来做生意，作奸犯科的事真不敢做。”

　　他坚信，“做工程，不是非要行贿受贿才能干，自己可以干干净净做事，大不了么就是发不了财。”

　　目今，朱红亮自己的日子并不好过，“经济在下滑，不是做事的好环境，我近年除了参与昆明新机场的拆迁外，基本不做拆迁了，做一些和建筑、装修有关的小事，维持公司的运转。”

　　但他依旧忧心还有少部分没有安置好的威远街拆迁户，付不起人家的过渡安置费，不能善后，“盘房欠我的钱，法院已经做了判决，去年法院就将其查封的房产进行拍卖抵债，第一轮拍卖因为起拍价定得太高而流拍。”

　　第二轮拍卖尚未开始，拍卖及朱红亮本人又遭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非法律因素干扰，延迟至今未开拍，下面的拍卖，朱红亮希望法院制定起拍价应结合昆明房价实际，“在国家拍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下调20%，才有可能成功。”

　　“只有拍成了，我才有钱支付威远街的拆迁户，拖了人家20年，我对不起他们啊，做人做事要讲良心，真要有一颗红亮的心。”

　　或许是内心的“红亮”使然，即使说到自己的伤痛处，朱红亮还是一张喜庆的笑脸。

　　笔者问他何以故？

　　“因为我心安。”他说。（陈昌云 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