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5、6亩地里，麦子已经快长到小腿的高度。妹妹杨春明说哥哥不自信了，话没有以前多了，“干啥事都放不开。”

　　他也想要找份工作，重操旧业，却因为“大龄”，跑不动了。他不愿再回到商丘，称那里是伤心地，“这里都是给人送货的活，哪需要什么经济管理呢？”曾有一瞬间，戴着眼镜的杨波涛说起货币政策、财政支出等宏大的词语时，才让人记起他的大学生身份。

　　出来之后，杨波涛想学英语，还专门跑去听新概念的讲座，觉得很励志。堂兄曾在他被抓起来时远赴美国读书，如今已是北京大医院的名医，他说小时候堂兄就是他的榜样，“但我的人生走弯了”。浓重的河南话让人听起来像“走完了”。

　　大学时代黑白色的英语书已经改了很多版，现在都是彩色的了。谈起未来，杨波涛习惯性地停顿，仰起头，盯着斜上方，“想换个环境，去新加坡打工也比现在赚得多。”很快他又尴尬地笑笑，“咱关起门来说，现在生存还是问题呢。”

　　杨波涛说自己以前是一个书生气的人，很理想化，现在他容易变得愤怒。他最常挂在嘴边的四个字是“命运！耻辱！”

　　杨波涛的律师沈祥丰说，现代司法公正主要追求的是个体公正。对于法院来说，佘祥林之类的错案率可能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但它对于佘祥林来说却是百分之百、千分之千、万分之万！

　　“人生这起起落落，跟演戏一样。悲欢离合、爱恨情仇、生老病死、恩怨纠葛。”杨波涛一个字一个字地蹦出这句。

　　老家院里有一棵无花果树，十几年前杨波涛从商丘把这株幼苗带回家，栽在了院子里，如今已经长到一米多高，结了几茬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