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狱里，他曾在电视上看到很多人从香港运iphone回来，对这个东西心生好奇，出来之后，他专门跑去苹果店，看iPhone和iPad到底什么样子。5秒钟后，杨波涛的手机终于从浏览器返回了主页面，背景图片里，一个拿着柠檬的美女笑得很好看，“我专门在网上下载的”。

　　喜欢看成功商人传记的杨波涛曾经在商丘买了房和车，拥有7、8个下属，在深圳高交会刚刚举办的时候，他就到现场观摩。十多年前，杨波涛去过北京，如今望着电视里的首都，感慨变化真大。

　　“如果他不进去，肯定混得比我好。”杨波涛儿时玩伴杨伟强开着车说，杨伟强家外墙的瓷砖在阳光下反着光，像是城里气派的别墅。

　　“他和以前不一样了，发怵，朋友聚会叫他也不出来，明显跟社会脱节，跟人接触会发慌。”杨伟强说。坐在杨伟强的车里，杨波涛死死地拽着上方的把手，下车时因为车门锁住而打不开车门。

　　杨波涛在2004年拿到驾照，照片上的他脸色白净，头发茂密。几个月后，他被抓，很快他变得黑瘦、虚弱、唉声叹气。

　　2004年6月15日，杨波涛开始向警方交代其强奸杀人并分尸、抛尸的“犯罪事实”。杨波涛的辩护律师沈祥丰发现口供有“上百处”矛盾点：抛尸现场、肢解过程、死者姿势、黑色塑料袋的使用等细节前后供述都不一致。“对死者的遗物，供述中悉数列举，连商丘去义乌的汽车票价都记得清清楚楚，如让人观看一个用圆规画的鸡蛋，总有太圆的感觉。”沈祥丰说。

　　出来以后，他以为得到了自由，看守所留下的“综合征”却并没有放过自己。他的生物钟依然停留在每天六点起床，晚上十点睡觉，他指着宾馆的双人床，“在看守所，这个通铺能睡4个人，没法翻身，里面的生活只有两件事：争食和抢铺。”母亲孙淑祯说儿子回来之后变得暴躁了，他们不敢询问看守所里的情况，只是在晚上经常听到他做梦哭喊，跑进来一看，他又摆摆手说自己没有事。

　　冲突与挣扎每天都在他身上发生。他喜欢说如果当初不去商丘，如果当初不怎样怎样，现在自己应该是身价几百万了。

　　这个习惯传染给了妹妹杨春明，她坐在老家院子里哭丧着脸，说自己十年来一直自责，如果当初没有接到被害人的电话，事情就不会是今天的田地。

　　杨春明曾在电器商行帮哥哥忙，杨波涛“进去”以后，电器商行没两年就倒闭了。如今，除了摆在老家的一台早已过时的影碟机和一箱落了灰的碟片，什么都没剩下。

　　“如果时间能倒流……”杨春明哭了，在杨波涛进入派出所时，自己的孩子刚刚几个月，她伸手比划着一个婴儿的长度，“现在她跟我一样高了。”孩子并不知道自己还有个舅舅，直到杨波涛走出看守所，杨春明才告诉他，“舅舅以前出差了。”

　　杨波涛的父亲生前曾在几个临近的村里教过书，很有威望，杨波涛出事以后，认为“全世界都知道了”的父亲变得不愿意出门，觉得低人一等。

　　在2006年，河南省高院发回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函里，杨波涛故意杀人一案因杀人分尸现场不明，杀人工具不明，抛尸现场的指纹并非杨波涛留下，作案时间不确定，以及“被告人提出公安机关在侦查中有逼供和诱供情节”，要求查清。2009年6月12日，商丘中院判处杨波涛无期徒刑。杨又提出上诉。2009年9月26日，河南省高院又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13年8月23日，商丘市检察院以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决定撤回起诉。直到2015年，杨波涛被解除取保候审。

　　杨波涛出来后，母亲孙淑祯回忆，因为杨波涛多吃了一点饭，父亲高兴得哭了起来。在看守所的十年，父母只有在几次开庭时能匆匆见上唯一的儿子一面，“他叫声‘妈’，我就答应，他关在屋子里，不让俺们进去，我就扒在门缝听，听不见。”

　　孙淑祯60多岁了，牙齿快掉光了。杨波涛出来一年后，父亲因肝癌去世，这些年因为治病、上访，家里欠下几十万外债。

　　孙淑祯对新生活最大的期许莫过于能早日抱上孙子，“丑闺女也好，只要她不嫌弃咱家。”老家的房子陈旧而破败，屋里除了一个颜色鲜亮的暖壶以外，再也看不到明亮的颜色。杨波涛毫不掩饰自己急着讨媳妇，他只有一条要求，对方不能带着孩子。“什么感情不感情的，搭伙过日子，没有钱，年轻的谁跟你？只能找离过婚的。”

　　他也曾经浪漫过，他曾和未婚妻“看了那时候的所有大片”。他提到《诺曼底登陆》、《辛德勒的名单》，那时他最爱张国荣的《风继续吹》，歌里唱：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己取。

　　现在，杨波涛彻底变成了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