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列林工作照。受访者供图

　　阿布列林向焦裕禄家人赠送照片。 李浩然 摄

　　2015年，阿布列林被最高人民法院荣记一等功。蔡增乐 摄

　　天山脚下，哈密的冬天比别处来得更早一些。11月，风已经刮得暴烈，卷着枯叶沙砾，啪啪敲着窗户。

　　67岁的阿布列林·阿不列孜拎着一袋馕在街上走，隔几米就遇到熟面孔，和气地打个招呼。退休后他胖了些，脸庞显得柔和，笑得中规中矩。他腰不太好，走快了就呼呼喘气，藏在一群维吾尔族老人之间，看起来很不起眼。总之，不像个凌厉的检察官。

　　但在哈密，他名声不小，被人“又爱又恨”。

　　同行们尊敬他。在哈密市检察院、法院系统工作31年，从助理检察员到副检察长，再到法院院长，他经手案件超千件。做检察官时，无一错捕、错诉；做法官时，没有一起案件改判。

　　被人恨也在此。他以铁腕、冷酷著称，一位案件被告，把判刑时间刺进胳膊，出狱后在大街上追着他打。

　　退了休，心思还在法庭上。谈到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他边叹气边摇头，“可不能错啊。”去年9月，“法官终身责任制”政策出台，法官将终身负责自己的每一起案子。

　　回忆起从业的31年，种种人生况味，这位维吾尔族老检察官、法官不无感叹：“我一生谨慎，从未有愧。”

　　执法生涯的“惊魂一刻”

　　退休的7年过去了，阿布列林家的书房，如今依然被案卷材料和法学书占领。柜子、书架，装订材料的大文件袋密密麻麻挤在一起。搬了几次家，这些材料阿布列林还舍不得扔。

　　从业的31年也过去了。阿布列林的从业史，与哈密的法治发展史同步，也与中国的法治史紧密相连——调入检察院时，他还“不知道检察官是干什么的”，《刑法》都还未出台。退休时，他已历任副检察长、法院院长，刑法修正案已经到了第九版。

　　1979年，阿布列林还是工厂翻砂工。当时国家决定恢复被“文革”几近摧毁的公检法体系，从转业军人和青年工人中抽调人才。那年12月，阿布列林被调入哈密县检察院，做助理检察员。两个月后，我国的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开始施行。

　　在家里，阿布列林翻出20多年前的照片，当年他还很清瘦，眼神深邃，他穿着制服站在检察院的平房前。门口停着标志性的28式自行车。老同事阿卜杜热依木·阿皮孜和阿布列林共事了近20年。他回忆，那时的检察院，还没有分科室，几间小平房，几辆自行车，就算全部财产。

　　横跨天山的哈密，南北距离约440公里，东西相距约404公里。但检察官必须了解案件发生的地理环境。年轻的刑检科检察官们，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哈密所有的山、村、戈壁滩。

　　阿卜杜热依木·阿皮孜至今记得天山的那种冷，像是被巨大的铁锤一锤一锤地锻打过，坚硬不已。

　　做这行都要能吃苦。但当被问到对于一个检察官来说，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几乎每一个检察官都回答，是严谨和正直。他们认为，这正是阿布列林身上珍贵的东西。

　　阿布列林常唠叨，“同意批捕”四个字重如山。在他这里，办错案是不可承受之耻。“审查批捕的责任相当重，只要有一个案子逮捕错了，起诉之后判无罪，那一年的工作百分之百是错。”

　　手中有权力，则有缝隙。做检察官时，案件当事人的家属上门来送礼，当时4岁的女儿拿起人家一个核桃，阿布列林急了，打了她一巴掌。妻子气极了，带着女儿回娘家，要跟他离婚。

　　与阿布列林结婚20多年，妻子跟着他，受了不少惊吓。

　　1988年9月，她已怀孕3个月。某个晚上，阿布列林骑车带着妻子到岳母家吃饭，上坡时，从路东边飞出来几块石头，其中一块击中了自行车，幸好人没事。肇事者没抓着，只见两个黑影消失在树林里。

　　1990年开斋节前，夫妻俩参加完同事小孩的割礼回家，一开门，感到地上烫脚，一看——是柴草刚刚烧过的灰烬，窗户玻璃全被砸碎了，过节准备的几十个碗盘都被摔烂。

　　最惊心动魄的一次，是在1996年5月。法院以流氓罪判了哈密当地出名的一个“小混混”八年。宣判时，混混曾说，我出来以后一定要杀你。八年后出狱，他如约拿着斧头找上了阿布列林的门。

　　当时阿布列林一家三口都在，小混混冲着地上、墙上一顿乱砍。阿布列林掏出枪来，拖延小混混进屋，妻子则翻出院墙，去市检察院求救，警车开到，小混混跑了，才躲过一劫。

　　检察官手中两把剑

　　检察院里，流传着一句经典的顺口溜：“检察院两把剑，一把插公安，一把插法院”。说的是检察院对公安、法院行使监督检察权。

　　作为检察官，不但要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打交道，也要与体系内的法院、公安合作与制衡。

　　1995年，检察官杨兵冰调入哈密市检察院刑检科，阿布列林是分管刑检科的副检察长。杨兵冰记忆深刻的是，阿布列林对证据链条有洁癖般的坚持，得罪同僚也浑然不觉。

　　那段时间，法院错判后检察院抗诉的案子，公安局证据不足检察院要求撤案的案子，都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