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医院不用考虑市场营销，甚至不需要宣传。但对这样一个市场化的医疗机构来说，找客户是关键的工作。

　　几经摸索，于莺把目光锁定周边社区，首先是定价，“如果像一些私立高端诊所那样看个普通的感冒就要一两千块，社区居民接受不了”。

　　她压低了价格，比如在儿科看一次普通感冒约400元。这包含了一个医生的出诊费285元，检验费90元左右，再加上二三十元的药费，“甚至有时都不用开药，如果不严重就嘱咐回去多喝水，好好休息”。

　　公立医院的以药养医被广为诟病，在体制内时于莺是无奈的。而在门诊中心，她严格控制药品采购，“我和医生说一定要规范诊疗，我们拿循证医学来说事儿，必须出示证明药品有效的相关文献，经过评定之后才能进”。

　　9岁的女儿爱去儿童职业模拟的“比如世界”，这给了于莺很大启发。她在诊所举办了“小小医生”体验活动，小朋友可以穿上白大褂，挂上听诊器体验当口腔科医生，给爸爸妈妈像模像样地看个牙；高年级的小朋友可以来学习心肺复苏等急救常识。

　　信任慢慢积累，“门诊中心从半年前刚开业时一个月几十次门诊量，增加到2015年12月的门诊量1240次”，她的眼睛里透着笑意。尽管门诊量增加，但于莺的时间并非完全用在出诊上。

　　“太不一样了！”于莺形容体制内外的出诊体验。

　　在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她见到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出门给病人做检查，像‘玩真人版华容道’”，要挪开紧紧挨在一起的折叠床，绕过堵在人群外的护士输液车。

　　而在门诊中心，全部实行预约制，不会有嘈杂的人群，也不会有危重症患者。每周二上午，于莺会看几个病人，虽然病人挂的是内科号，但是不会出现“打回”的情况，“全给看”。有一次，一位病人甚至带了HPV的化验单来找她，问要不要做宫颈治疗。

　　出诊之外的大部分时间，于莺投入到门诊中心的管理中，“CEO首先是定方向的，但也要沉下来带着弟兄们往前冲”。在门诊中心的茶水间兼会议室，几个人一个小组随时头脑风暴。客服主管王晨很喜欢诊所里平等交流、充分沟通的工作氛围，“昨天（1月21日）于总、我还有李大夫，一起谈了3个小时的公司来年发展”。从下午4点开始，他们谈绩效确定、人岗匹配，在手写板上画图、打叉，争论非常激烈，“声音大到外面的同事以为在吵架”。一直到晚上7点，“我们终于达成一致了”。

　　“一言堂有什么意思？老板说的都是对的，企业就失去活力了。”于莺说。

　　那天和同事PK完，晚上8点于莺又和一位投资圈聊医疗创业聊到晚上10点。随后又有一位医生和她谈心到夜里12点。这是她创业以后平常的一天。为了节省时间，她在门诊中心楼上租了房子，“中午还能回家吃个饭，喝个咖啡，休息半小时，再蹓蹓狗”。她指着黑色衣服上一块白色印记说，“我家狗舔的”。

　　有人评价离开体制后的于莺在微博上“没那么犀利了”。于莺觉得，这是因为“从一个封闭的小圈子走向发散的大世界，接触的人不一样了，看问题的角度和方式不一样了”。

　　以前，如果有医闹事件，她会立刻为医生说话。而现在当医闹事件发生，她很少发声，“因为真相是什么我不知道”，在事实不明的时候任何站在职业立场的声援都是不理性、不客观的。

　　于莺很清楚，自己在微博成名有三个条件：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大夫的身份、与生俱来的个性、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成名带来的与各行各业的人广泛交流，进而更加“独立思考”是她认为自己爆红后收获的最大价值，所以离开体制后，“我还是‘女超人’”。

　　于莺似乎并没有什么迈不过去的坎儿，“实在迈不过去就绕过去呗”。（王聪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