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武治沙团队阻击科尔沁黄沙南侵辽宁的故事

　　李东魁骑马巡查松林。刘勇摄/光明图片

　　前不久，又一批“辽宁好人”名单揭晓，以宋晓东、李东魁、杨海清等8人为代表的“彰武治沙团队”榜上有名。他们中有专家学者，有普通农民，有退伍军人，也有退休干部。尽管职业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阻击科尔沁黄沙南侵的英雄。

　　辽宁省彰武县位于内蒙古科尔沁沙地南缘，167公里长的风沙带以每年5到12米的速度推进，直逼省会沈阳。为了阻止沙漠南侵，1952年，来自全国各地的农学、林学、土壤学学子响应国家号召，离开条件优越的大城市，来到“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的彰武最北部小镇章古台，组建了全国第一个固沙造林研究所。经过三代人一个甲子的奋斗，如今的彰武，全县林地面积由18万亩增加到220万亩，森林覆盖率从2.9%增加到36.1%。在浩瀚的林海面前，不仅流沙止步，风也放慢了速度，平均风速由50年代的3.4米/每秒下降到1.9米/每秒。

　　“止住沙漠南侵是全县人努力的结果，”现任固沙所所长宋晓东说，“我们8个人只是几代治沙人的缩影！”宋晓东向记者深情讲述了固沙所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研究所成立初期，彰武地区自然条件非常恶劣，“下乡到彰武，一天二两土；白天吃不够，晚上接着补”。时任辽宁省义县县长的刘斌临危受命，担任第一任所长，率领年轻人吃玉米面饼子咸菜，住土坯房，点煤油灯，开启了阻击黄沙的艰辛历程。经反复试验，他们总结出“以灌木固沙为主、人工沙障为辅、前挡后拉、顺风推进、分批治理”的综合治沙方法，后成为中国三大治沙法之一。尤其是他们从呼伦贝尔沙地引进的天然樟子松，因其耐旱、耐寒和生命力旺盛，很快战胜了其他树种，成为锁住科尔沁“黄龙”的先锋树种，将樟子松从天然分布区向南推进了13°39′，载入中国林业发展史册。截至目前，樟子松已在全国推广1000多万亩，成为红遍全国的“固沙英雄”。包括马里总统在内的42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官员、学者先后到章古台参观取经。为此，1978年，刘斌光荣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1983年又被授予“林业劳动模范”。

　　当年，媒体以《绿了章古台 白了少年头》为题，报道了研究所在艰苦条件下奋战31年，锁住科尔沁“黄龙”的故事，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获得当年中国新闻奖。如今，又是三十几年过去了，一代又一代的治沙人在这块土地上，励精图治，攻坚克难，又选育出彰武松、沙地赤松、班克松、沙地大果榛子等一个又一个治沙良种，续写着新的“大漠风流”。

　　宋晓东是固沙所第12任所长，33年来他有好几次出国深造甚至在国外定居的机会，但每次学完，他都如期回到塞外小镇章古台，为攻克困扰全国的樟子松人工林退化问题呕心沥血。在明确了退化成灾原因基础上，实现了灾害的生态控制，重新恢复了人们对樟子松的信心，2011—2020年，国家林业局决定在三北地区再发展1000万亩樟子松。

　　董福财是阿尔乡镇北甸子村党支部书记，1996年有关部门考察后明确得出结论：北甸子村不适合人居，需整体移民。董福财不干：“我们不能让沙子撵着走，它追一步，我们退一步，退到啥时候是头？”这个体重不到100斤的精瘦老头，用20年时间率领村民栽了300多万株树，在科尔沁沙地南缘筑起一道15公里长、3公里宽的防护林带，把科尔沁黄沙向北逼退了13公里。

　　李东魁是一名退伍军人，1987年退伍后做了护林员，在其他3人都打了退堂鼓的情况下，一个人独守在方圆六七公里渺无人烟、没水没电的茅草屋。妻子带着5岁女儿，在雪地里跋涉5小时，赶到茅草屋接他回家过年，不但没有劝动他，相反被他说服，变卖了家里房子和他一起上山。30年里，他骑的马退役了5匹，自己却一直坚守岗位，8500亩樟子松林，30年无森林火灾和重大涉林案件。

　　杨海清是四合城镇王家村农民，30年前村里有90户人家，被风沙“撵走”了20多户。为了治沙，他卖掉家里10头牛、3匹马、13只羊，承包了1000多亩沙化最严重的沙坨子。为了省钱，他想出了把草籽撒在羊蹄子印里的土办法，雇160只羊踩了三天；树招虫子难治理，他想出了赶猪进林吃松毛虫、放鸭子上山吃蛾子的笨点子，穷尽一个农民的智慧，种下1410亩草，种活12万棵树。县长拉着他的手，“你把这片沙丘给固住，你立了大功了。”

　　马辉是个女同志，可她从来没穿过一次裙子，没穿过一次高跟鞋。从林业站的普通工作人员，到主管林业的副镇长，她最常见的装束就是头戴纱巾身穿迷彩服，风沙让女人变成了“女汉子”。

　　两个30年，弹指一甲子。年轻的人老了，年老了的人走了，可大漠上治沙的人却越来越多。在大一间房屯的林海深处，记者祭拜了绿树掩映下的刘斌墓。1990年，86岁的他因病去世，按照他的遗嘱，晚辈们将他的骨灰安葬在此。刘斌的孙子刘树新告诉记者，他和父亲都在固沙所工作，科尔沁的黄沙不驯服，他们就不会离开这里。（本报记者 毕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