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提取器皿，就用7个大水缸，没有通风系统，顶多戴个纱布口罩，长时间的实验使屠呦呦得了中毒性肝炎，课题组的同事钟裕蓉肺部长出了肿块。鼻子出血、皮肤过敏……这些，都没有吓倒屠呦呦。反而，在1972年7月，她带头与两位组员一起住进了东直门医院，成为首批人体试毒的“小白鼠”。试验一过，她又马上带着药赶赴海南昌江疟区，跋山涉水找病人。

　　最终，青蒿抗疟的奥秘被屠呦呦课题组所发现，随后，青蒿素、双氢青蒿素、蒿甲醚……多个青蒿素类抗疟药先后诞生。至此，我国利用青蒿素抗击疟疾达到了新的高度。

　　“一位斯斯文文的江南女子竟然有这样的胆识和气魄！”现任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回忆那段艰辛的岁月，屠呦呦的表现让许多人惊叹。

　　1978年，屠呦呦领导的中医研究院中药所“523”研究组受到全国科学大会的表彰。1979年，“抗疟新药青蒿素”荣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奖。

　　后来，随着青蒿素药物在全世界被广泛应用，疟疾患者的死亡率显著降低，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因此得到挽救，其中大部分是生活在全球最贫困地区的儿童。“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这成为屠呦呦科学生涯中最大的自豪。

　　小女儿李军记得，自己第一次对母亲有清晰的印象，已是3岁多。“妈妈当时要倾全力研制青蒿素，只能将大姐送到托儿所长期全托，将我送回宁波外婆家，三四年才见一次，以至于大姐回来后很久都不愿叫‘妈妈’。”

　　对此，丈夫李廷钊却最为理解，“一说到国家需要，她就不会选择别的。她一辈子都是这样”。

　　2015年，因发现青蒿素为人类健康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85岁的屠呦呦。获奖之时，腰腿的疼痛令她举步维艰，旁人都以为她将不会出席当年12月在瑞典的颁奖典礼。然而，当年12月10日，在旁人的搀扶下，身着盛装的屠呦呦站上了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的舞台。“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荣誉，更是中国科学家的集体荣誉，这也是标志着中医药走向世界的一项荣誉。代表国家，我就一定要来。”

　　“不要只贪念生活的宁静，应该有面对暴风雨的勇气”

　　接待一拨拨的记者，出席种种庆祝场合，一遍遍讲述自己发现青蒿素的故事……廖福龙告诉记者，摘得诺贝尔奖后遭遇的热闹场面，与她质朴的性格相去甚远。

　　少年屠呦呦喜静，她的中学老师徐季子曾因此送给她这样的鼓励，“不要只贪念生活的宁静，应该有面对暴风雨的勇气”。长大后，屠呦呦仍是话不多，但一开口，就是实实在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曹洪欣曾任中医科学院院长8年。他告诉记者，在中医所这些年，虽然屠呦呦已是学术前辈，但每每发言或讨论问题，却总是坚持站起来，“说问题，一是一，二是二，言简意赅，容不得半点含糊，激动时还会拍桌子”。同事李连达院士也曾形容屠呦呦，“不会虚言，更不会说场面话”。

　　记得2004年春节，曹洪欣代表所里去屠呦呦家探望。一进家门，本是寒暄时刻，没谈两句，屠呦呦就认认真真地对曹洪欣说，“曹院长，您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把咱们中医研究院发展为中医科学院，这是我中肯的建议，别无其他”。

　　在获得拉斯克医学奖和诺贝尔奖的获奖感言中，屠呦呦在展示青蒿素成就的同时，都不忘主动提起问题——青蒿素已经出现的抗药性。在发言中，她大声呼吁：“限制抗药扩散，给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遏制青蒿素抗药的任务迫在眉睫。”同时她明确提出，全球一些地区大规模使用青蒿素预防疟疾的做法，是产生药物抗药性的一种潜在因素，希望国际社会规范疟疾治疗方法，停止对青蒿素的药物滥用。

　　2009年，她编写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正式出版。作为科学家，她更愿意用这本260页的学术著作来与外界对话。面对记者，她总是郑重地拿出这本书，认真讲解对青蒿素的发现与作用机制，而对于其他，却言语讷讷。

　　屠呦呦常说：“科研不是为了争名争利。”2009年，中医科学院推荐屠呦呦参评第三届唐氏中药发展奖，她一个电话打到曹洪欣办公室：“我这么大岁数推荐我干吗，要给年轻人！”去年年底听闻北大想设立“屠呦呦新药创新研究院”，屠呦呦又一再坚持不要用自己的名字，“我已经太张扬了”。

　　从瑞典归来，屠呦呦带回46万美元奖金。2016年，她拿出100万元人民币捐赠给北京大学设立“屠呦呦医药人才奖励基金”，又把100万元人民币捐给中医科学院成立创新基金。

　　“我不在乎自己得奖与否，在乎的是这些奖项能够激励更多年轻人做好科技创新，加入中医药研发的工作，这便是好的。”屠呦呦说。

　　（本报记者 杨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