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刑侦鉴识工作56年，参与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的8000多起案件的调查，其中既包括辛普森案、克林顿性丑闻案等名案，也包括碎木机杀妻案等奇案。犯罪现场任何的蛛丝马迹，似乎都逃不过“当代福尔摩斯”李昌钰的眼睛。

    而在人生的现场，李昌钰的表现亦让人惊叹：从一名普通警察，到全球最负盛名的刑侦鉴识专家，他走过了艰辛，走出了荣光。

    《挑战不可能：李昌钰的鉴识人生》是李昌钰的首部自传。李昌钰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一生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变不可能为可能。”

    心里总有个声音：

    谁来替死者讲话

    问：您的人生经历和破案故事已是彼此嵌入，很难剥离了，这使得自传更像是一本曲折离奇的侦探小说。这些案件暴露了社会的种种险恶，但您在序言中表示，希望人们在险恶之外亦看到和记得人情的温暖。这似乎很难做到。

    李昌钰：我目睹了一起起凶杀案、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家庭，还有那些悲痛欲绝的受害者家属。我亲见了许多世间的残忍和邪恶，但也感受过人间的善良和正义。这种复杂和矛盾的职业经历，让我对自己拥有的幸福倍加珍惜。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位好妈妈，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人养大我们兄弟姐妹13人。她教给我的，不是抱怨苦难，而是感恩生活。我还有一位好太太，我们一起风雨同舟走过50多年。

    我特别希望读者能像我一样，因为世上有险恶，因而更珍惜身边人。

    婚姻是彼此容忍，我和太太也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眼看要吵了，我就说上班去了，让彼此冷静一下。太太稍后也会打来电话说，我煮了你最喜欢吃的，早点回家啊。

    问：那么多案子背后那么多阴郁、负面的东西，不会在您心里累积起来吗？

    李昌钰：这就看你做这份工作是为了什么了。

    我记不清有多少次被问到同样的问题：“你为什么选择鉴识科学这一行？”也有电视节目将我年少时喜欢读《福尔摩斯探案集》列为证据——看，李博士从小就立志于此。其实，我那时是想打篮球的，可惜身高不行。

    为了不给家里添负担，我中学毕业后报考了不收学费的台湾“中央警官学校”（今台湾“中央警察大学”），成为一名警官。可是我发现，因技术和观念的落后，当时审理案件的手段往往既不科学也不人道，于是决定去美国学习怎么用科学手段查找证据。历经坎坷，我取得了生物化学博士的学位，我的导师是诺贝尔奖得主，他希望我继续从事生化研究，哈佛、伯克利等名校也向我发出了聘书，可我还是选择了鉴识科学这一行。因为那是我来美国的目的。

    我心里总有一个声音——谁来替死者讲话？据美国司法部统计，美国平均每年有37%的凶杀案没有侦破，一年大概就有五六千件了，全世界范围内这个数量就更惊人了。用科学手段替死者说话，这份工作让我有价值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