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话，随叫随到”

　　1996年，贺星龙考上太原卫校，一年6800元的学费让他一家人犯了难，当时他们全家的积蓄只有302元。最后，贺星龙去了只要3000元学费的运城一家民办卫校，就这，还是东家借一点，西家借一点，好不容易才为他凑足。

　　这些恩情装在贺星龙的心里。卫校毕业后，贺星龙毅然放弃了留在县医院工作的机会，忍痛与谈了两年的女朋友分了手，回到生他养他的乐堂村办起诊所。

　　2000年，刚回村行医时，贺星龙并没能取得村民的认可。为了支持儿子的梦想，贺星龙的父亲狠心卖了家里的两只母羊，加上卖玉米的400多块钱，一共凑了960元，买回几件必需的器械，他的诊所就在自家的窑洞里开张了。

　　“一个电话，随叫随到。”他把自己的承诺印在名片上，发给农民。“24小时上门服务”成为他最得意的手机彩铃。让人气馁的是，几个月没有一个病人，人们怀疑这个20岁的毛头小子的水平和能力。

　　“你不找我，我就找你！”听说哪家有人生病了，贺星龙就主动上门服务，可遇到的都是冷脸。一招不行，贺星龙又生一招：让我看病，药不要钱。可越是这样，越没有人信他。无奈之下，他就先给家人看，给亲朋好友看。一年下来，光药钱就搭进去近3000元，可还是没人找他看病。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父亲，劝他出去打工，名气大了，家境好了，再办诊所也不迟，可贺星龙像一头倔强的牛犊，一句话也听不进去。一位创业成功的同学劝他到太原加盟医药营销，一年也能挣四五万块钱，贺星龙还是拒绝了。

　　认准的事，他就要坚持下来！

　　转机出现在2001年。乐堂村的张立山老人，因患有严重的气管炎，连续被医院下了三次病危通知，让回家准备后事。无奈之下，老人只得出院回家。贺星龙登门了，老人家属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同意他为老人诊治。为了查清老人的病情，他一连半个月没回家，在老人床前的那把椅子上度过15个日日夜夜。奇迹出现了，老人的病竟然被他治好了。

　　“我的命是星龙救回来的，星龙让我又多活了15年！”张立三老人逢人就说这件事。

　　张立三的病好了，本村的农民也改变了对贺星龙的看法。慢慢地，找他看病的人多了起来，贺星龙的名气也大了起来。

　　随着医治范围的扩大，病人的不断增加，靠步行一天下来看不了几个病人。贺星龙就跑到县城废品收购站，花40元钱买了辆旧自行车，骑自行车进村入户给人看病，每天最多能跑3个村，晴天还好，遇到雨天，泥泞的山路使自行车推不动，扛不起，星龙狠狠心，跑到信用社贷了4000元，买回第一辆摩托车。

　　从此，贺星龙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摩托医生”。

　　2001年深秋，阴雨连绵，凌晨2点，他接到南山村农民冯思进老人的电话：要插导尿管。这是他行医以来第一次半夜出诊，他没有多想，只要有人让他看病，他就高兴。骑上摩托他就出门了，山路上一种怪鸟的叫声，吓得他头发直立，心惊胆战，向前怕，向后也怕，他就一路鸣着喇叭，壮胆前行。赶到病人家里时，已浑身湿透，不知那是雨水还是汗水。

　　从那以后，什么“神鬼”都不怕了，无论患者什么时候叫，他都能第一时间赶到。

　　信守承诺也让贺星龙暗地里受气：有些年轻人，有个小病，自己不来诊所，打电话让贺星龙上门服务；有的患者还给他下命令，必须几点几分到家，不要耽误了他外出办事；遇到患者多，贺星龙不能按时去，有的病人就给他脸色看，甚至不给药钱，说误了事。

　　每遇不尽人情之事，贺星龙只是低头不语，但从不挂在脸上，骑着摩托车又风风火火地出发了。

　　15年里，作为一名普通的乡村医生，贺星龙行医于大宁县、永和县及陕西省的延长县，行程40多万公里，骑坏了6辆摩托车。

　　山西省大宁县属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这里沟壑纵横，土地瘠薄，十年九旱，当地农民以耕种谋生，家庭条件普遍不好，赊欠医药费的事可谓稀松平常。在贺星龙家，有7本厚厚的账本，上面记载的全是近4年患者赊欠医药费的账目，这其中有些还能称之为赊账，有些因为种种原因已经成了死账。“这还只是最近4年的，这以前的我已经全烧了。”贺星龙说，“村民生了病，总不能因为没钱，就不给他看吧？”

　　行医15年，贺星龙从不收取出诊费，为13个五保户支付药费45689元，赊账、死账57235元，但他自己至今还背负着23500余元的债务。

　　（米厚民　崔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