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缮与拆除

　　1950年初，人事局发给工业学校一份土木科十二班学生毕业后分配名单。其中，只有我一人分配到建设局。

　　从此，我就在桥梁股帮助股长、阎安素工程师、姚炳华工程师描图、计算工程量、编制工程预算等工作。有时也去工地检查施工。

　　拿到毕业证书以后，随即到人事科找徐祖纯，老徐让我填写了干部登记表，发给我一枚徽章，徽章主图案是正阳门箭楼，箭楼的上面有四面红旗，底部是一横条红色带，写着“北京市人民政府”，仔细端详了端详，戴在我的左胸前，此时感到非常自豪、光荣，我终于正式成为国家干部了。

　　1950年7月上旬，两位科长向我布置独立担当的任务。第一，负责城墙、城门、牌楼和门楼等古代建筑管理和维修、修缮工作。第二，桥梁养护与管理工作。第三，交通设施的新建工程设计和施工监理工作。第四，广告牌的新建工程设计、施工监理工作。

　　1951年1月，我被调入养路工程事务所工务组。道路科分派给我的工作业务全部带到养工所来，仍然由我负责。

　　为了做好本职工作，是年3月开始进行桥梁调查，进行城墙及城上建筑物等古代建筑调查。随后，建立起各种设施技术档案。

　　又起草《档案管理办法》和《桥梁养护技术规则》。其中，《办法》和《技术规则》，经养工所所务会议讨论通过后，将技术档案连同《办法》《技术规则》上报局里。

　　是年夏季，建设局接到十五亿元城楼修缮工程专款。自然又是我的任务，非常高兴。随即开始筹备，遂与文化部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商定，文整会协助做工程设计，是年9月2日开工，到12月20日，圆满完成七项城楼修缮工程。受到局长表扬，年终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52年2月底，“三反运动”基本结束时，徐局长知道我的大学没有读完，为了进一步培养我，让我到大学进修学习。人事科按照我的意愿，与清华大学联系妥当，让我在职到清华大学进修学习。1953年6月，完成毕业论文，我的毕业论文是《清代石桥结构考察》，被学校评为“优等论文”，参加各学科学业考试后，领取毕业证书和学士证书。

　　1951年12月中旬，七座城楼修缮工程将近竣工时，选出第二批城楼修缮项目，报送计划室，随后列入1952年度城楼修缮计划，上报市政府。

　　直到1952年3月上旬，仍不见市政府批复。据了解，刘（少奇）副主席有指示，城楼不再修了，以后还要拆除城门，拆除跨于街道上的牌楼和门楼。

　　建设局接到关于拆除城门通知后，王明之局长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传达市政府关于拆除城门的通知及市长碰头会的意见。

　　彭真同志说，少奇同志说了，要把北京建设成一座新型城市，要清除一切妨碍建设的障碍物，城门、跨于街道上的牌楼和门楼等都属于障碍物。

　　彭真同志的意见是，五百多年的北京城，不能全拆光，正阳门城楼和箭楼不能拆，西直门是唯一的一座完整大城门，也不能拆。刚刚修缮完的东直门城楼、阜成门城楼、安定门城楼和箭楼、德胜门箭楼，安排在最后，如果能不拆就保留下来。先安排规模小的、破坏严重的和次要的城门，暂定五年拆完吧。

　　局长让我按照彭真同志的意见，排一个城门拆除工程的顺序计划报局。当时对拆除城门的事情很不理解，但是，不理解也得服从执行，于是很不情愿地安排出五年的拆城门计划。

　　第一年拆除的项目是三项：西便门整座城门、左安门瓮城和箭楼、右安门瓮城和箭楼。

　　第二年拆除的项目是六项：广渠门、东直门箭台、德胜门城台、东便门城楼、广安门瓮城和箭楼、阜成门瓮城和闸楼。

　　第三年拆除的项目是四项：左安门瓮城和箭楼、右安门瓮城和箭楼、广安门城楼、永定门箭楼。

　　第四年拆除的项目是五项：朝阳门箭楼、崇文门城楼、宣武门城楼、安定门箭楼、德胜门箭楼。

　　第五年拆除的项目是五项：东直门城楼、安定门城楼、阜成门城楼、朝阳门城楼、永定门城楼。最后保留的城门是：正阳门城楼和箭楼、西直门整座城门。

　　后来拆除城门时是结合道路工程，仍然是按照先拆次要城门的原则安排。因为西便门是规模最小的城门，第一次选定拆除西便门（整座城门），是想采取“投石问路”方式。不料，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梁思成首先表示同意拆除，其他代表自然全都表示同意，就这样顺利通过了。

　　1952年9月将西便门拆除，拆除西便门是李尚德主持施工，我和我的助手于德魁进行结构考察。以后拆除的城门都是由我主持，我的助手配合我进行结构考察。

　　此后，再不安排拆除整座城门，采取分部分期拆除。

　　1953年拆除，广渠门（瓮城、城台、箭台）、阜成门瓮城、左安门瓮城和箭楼。

　　1954年拆除，东直门箭台、右安门瓮城和箭楼、德胜门城台。

　　1955年拆除，广安门瓮城和箭楼、宣武门城楼。

　　1956年拆除，广安门城楼、右安门城楼、安定门箭楼。

　　1957年拆除，朝阳门城楼和箭楼、东直门城楼。

　　1958年拆除，东便门城楼、左安门城楼、永定门城楼、崇文门城楼。内城剩下的城门还有，西直门整座城门和安定门城楼。

　　保存与整理

　　从1950年7月开始担当城墙、城门、牌楼、门楼等古代建筑的管理、维修、修缮。在工作实践中逐渐对自己所管的城楼等设施产生感情，如今又让我去拆除，怎能不心疼！

　　有一次我到局里去开会，顺便到许局长办公室里，向局长诉说我的窝心痛苦。老许说，我知道你对拆城楼心疼、有怨气。我对拆城楼也不理解，也有意见。意见是意见，不理解也得执行。彭真也不同意全部拆除，有什么办法呢！

　　1951年，出于事业心和责任心，不辞辛苦进行设施调查，为了更好地做好上级交给我的任务，自觉地建立起有关规章制度。

　　认为自己的任务还没有做完，竟然又让我去拆除，怎能不心疼！眼看着这些500多年历史的文物一座一座地消逝，我深知历史文物被拆除是不可能再还原。所以，每拆一座建筑物，都让我的助手配合我对建筑结构进行仔细考察登记。

　　虽然费时、费事，十分辛苦，但保留下来文物资料，我觉得很有必要、很有价值，这些资料是无价之宝。

　　现在回想起来，感到遗憾的是，我拆下来的那些城门“石匾”、城楼“奠基石”，当时都存放在太平湖仓库里，后来这些文物石件流落到哪里了，始终未打听到消息。

　　“文革”期间，给我加的头衔儿是“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被列入“牛鬼蛇神”的第九位，俗称“臭老九”，每月只给40元生活费。经过批斗、挨打、陪斗、看管，最后下放到工地参加劳动，取名“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到1958年，外城的城墙和城门拆光了。内城剩下的城墙和城门是，西、北、东三面的城墙和西直门（整座城门）和安定门城楼。

　　1969年，基建工程兵实施地下铁道二期工程，一并拆除内城门的西、北、东三面的城墙。地下铁道工程原计划只拆除西直门的城楼，拆除西面城墙的时候，由于基建工程兵未了解情况，稀里糊涂地连同箭楼一并拆除。拆除北面城墙时，拆除了安定门城楼。

　　1984年，原北京市建委主任佟铮主持编撰《北京城市建设史》，我分担撰写《北京桥梁建设史》，在撰稿期间，我就想，北京的古代桥梁都是我拆除的，这正是保留文物资料的好机会，所以，详细地记述了古代桥梁的结构。同期，古代建筑和古代桥梁的建设史的撰写任务分配给文物局。

　　市政府进行编辑时，认为文物局撰写的古代桥梁应该正确，把我写的古桥部分删除。我于是把自己撰写的古代桥梁资料保存起来，以备将来撰写《北京古代桥梁结构考察》。

　　此时我又联想到，应该把我考察的城楼、牌楼、门楼等资料整理起来，撰写成书，不就永远的保留下来了吗？

　　20世纪90年代，我担当撰写《北京志·桥梁志》任务，完成后，于1997年（是年69岁）退休。2000年到2010年，我续修了我们孔家的家谱——《忠恕堂家谱》，又帮助孔子世家谱续修协会续修《孔子世家谱》。此后，我就开始撰写《中国古桥结构考察》和《北京的城楼和牌楼结构考察》。（孔庆普/口述 记者陈菁霞/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