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我理解的公平正义写入每份裁判文书”

　　余文玲渴望做法官，早在做书记员时就细细琢磨案子了。有一次看判决书，发现一份证据被疏忽，那可是一份关键性证据，提醒后被法官采纳，她开心极了。

　　后来在审理好一起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上诉后，审判长说让余文玲试试，“用你的理论来写这份判决”。

　　她忙好书记员的活儿，用周末两天时间抽丝剥茧，针对诉辩意见归纳出5个争议焦点，又针对每个争议焦点给予分析，用理论和证据去支撑起“本院认为”部分，整整写了5页纸，超有成就感。

　　审判长几乎没有改动，这更让她爱上写判决，“要将我理解的公平正义写入每份裁判文书里去，针对当事人的每项请求说理尽量充分。首先要说服自己。”

　　这也成为余文玲后来的办案习惯，她享受这个说服自己的过程。但这份朴素的真诚有时也会受到挑战。

　　有一次，判决一起原、被告之间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民间借贷，女方的父亲申请判后答疑，硬是说法官是毫无根据的推断。当时的民一庭领导张巧薇耐心解释：“此案承办人是北大研究生毕业的，她喜欢把证据采信分析得很详细，判决理由写得全面，也就是说她把所有自己理解的案子情况都写到纸面上了，你要在上下文中去理解，不能断章取义。”

　　如果写得笼统一点，当事人就难以挑剔了。当时张巧薇没有责备余文玲的“书生气”，才使得她能把详尽的说理保持到今天。

　　2005年，余文玲开始接手疑难的骨头案。一起房地产销售代理合同纠纷，房产公司和代理公司所称合同履行基础数据、时间段不一致，事实变化非常多，双方提供的证据达26项，又有很多销售统计表，案卷一箱箱的堆着。余文玲开了两次庭，坐在办公室里整整看了一个月，边对照证据，边拿着计算器一个个数据按着，记着。这账算得她头发掉了椅子四周一圈。为调查证据出差到临安，前天晚上做梦梦到自己忘记开介绍信了，第二天起床发现真忘记开了，赶快到单位补上。

　　此案完结，写好2.6万多字的判决书，交给审判长（主持工作的副庭长）易飞签发。他说：“好了，以后无论把你放到哪里我都放心了。”

　　从最初接案时“两眼一抹黑”的害怕，到庭领导给出这么高的评价，余文玲觉得这又是自己一个阶段性成长标志。

　　“只要我内心有疑问，庭审会一追到底”

　　案件再多，庭审也不能是走过场。

　　在自认“以案子为中心”的律师黄卫红看来，余文玲庭审特别仔细，会对一些细节盘问，哪怕是双方当事人都认可的事实，盘问下去也会问到某些双方回避的问题。

　　“有的案子，原、被告都承认付款事实发生了，金额也一致，有些法官为省时间就过了。但她不，她还要盘问你是什么时间、何种方式支付的，是一次性付清还是分次交付，这些问题追问下去就有可能让有猫腻的交易者发虚，可能找出背后的关联，从而在庭审中把隐藏在背后的事实点固定下来。”黄卫红说，想在庭上耍把戏有点难。

　　“只要你引起了我的怀疑，我肯定会一查到底。”余文玲说，有次审理一起民间借贷，一审是支持原告的，但在二审时，她发现原告对这笔资金的来源闪烁其词，后来就是通过细节盘问，发现是赌债，据此驳回原告诉求。

　　哪怕是调解的案子，也有借助司法程序来骗取法院图章的。“这就更不能放弃内心的疑问了，除非你不引起我怀疑。”余文玲说。

　　不久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法官陈辽敏在调解一批解除合同之诉时，心存疑虑。甲买了某房产公司的房子，现在双方要求解除合同。既然双方合意就调解解除吧，但随着此房产公司类似的调解成批进来，似乎有明、暗购房者规避转让房产所产生的税费之嫌。陈辽敏有点吃不准了，来问余文玲怎么办。“调解是双方自愿原则，我有什么依据不给调解？”

　　“既然双方都愿意解除合同，那就没有争议点，没有启动司法程序的必要。”余文玲给处理这种“手拉手”调解“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