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里，拜访了三次文洁若先生。

　　第一次，是因为89岁的她为丈夫萧乾编的文集《文章皆岁月》出版，又逢北京阅读季，主办方请她讲讲和萧乾读书的事儿。借了这个由头，就冒冒失失登门采访了。临走，她翻出一堆照片，“都拿去，看看有没有你们能用的”——好像一点也不戒备陌生人会顺手牵羊。

　　第二次，是报道出来后，去她家归还那些珍贵的老照片，顺便把报纸带过去。她看了报道，挺高兴。又拜托道：“有个事你方便时给澄清一下，现在都说萧乾是二战时欧洲战场唯一的中国记者，不是的，还有好几个，这不能弄错。”

　　第三次也是最近一次，拜望之余，也把晚报摄影记者为她专门拍的照片洗出来带去。她是个很喜欢照片的人，用好多盒子来装它们，好像从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里，才能看得见也藏得住时间。

　　最初采访时，难免怀了一份对于“名家”的敬畏和忐忑心情，几次接近之后，才愈来愈发现她其实更像个邻家老奶奶，喜欢说话，挺爱和人打交道。打电话给她，随时都可以过去拜访，她并不怎么盘问你的姓名、身份和缘由，来者不拒似的，永远爽快地答应：“来来，我在家呢，你知道我家怎么走吧？”

　　三十三载

　　“后乐斋”中攀书山

　　文洁若的家，在木樨地的一套老房子里，离地铁很近。自从1983年搬到这里，她和萧乾先生在这儿共同生活了16年，萧乾先生去世后，她自己在这儿住了17年，加起来有33年。每次去她家，这里都挤满了人，有采访的、组稿的、叙旧的、查资料的、联系赠书的，络绎不绝。

　　这个家相当来之不易，是当年落实政策后分的。在此之前，他们的“家”曾是一个被堵住两头的门洞，在那里住了十年；再往前，他们原来的三间房曾被收走，两人过了一段“没家”的生活。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她和萧乾为这个新家起名“后乐斋”，化用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后来，她还专门把这句话写成一幅字裱了起来，端端正正竖在桌子上。有人为她拍照时，她一定要站在这幅字旁边。她的字很有些特色，不像别的名人墨宝那样龙飞凤舞，总是一笔一画，带着一些小孩子式的稚拙。萧乾曾对她说，就喜欢她那小孩子一样的字。

　　“后乐斋”是打通的两间，一共四室二厅，听起来挺大，但内部相当逼仄。书籍、剪报、手稿、来不及扔的快递盒子，在几个屋子里堆成一座座小山。一个废弃的冰箱甚至也被用来当作书柜，因为装了太多的书而合不拢。不过最显眼的，依然是这里的老主人——橱柜高处，立着一幅萧乾1939年在剑桥时的大照片。照片中人正青春无匹，歪着脑袋，穿着时髦的夹克，像一个小男孩一样，笑嘻嘻地注视着自己晚年的生活和相濡以沫的妻子，灿烂的笑容中带了一丝可爱和淘气。

　　现在，89岁的文洁若仍是一个人住在这里。两个孩子都在国外，她也没请保姆，吃饭都是自己弄。时间在“后乐斋”里好像是静的：萧乾在时，他们一起读书、写作、翻译大部头的《尤利西斯》；萧乾不在了，她仍然毫不懈怠，写文章、译书编书，成为“中国翻译日本文学最多的人”。33年，一如既往。

　　八十九岁

　　老太太仍像女学生

　　见到文洁若的人，一定会惊讶于她的“年轻”。89岁的老人，耳不聋眼不花，脑子也极清明，说起什么都知道。她走路不要人扶，虽然因为骨质疏松有些驼背，但拄着拐杖，小碎步迈得利索。她喜欢拍照，照相时，一定要换一件正式衣服，还要找到浓密蓬松的假发，对着镜子戴好。今年初夏第一次见她时，她甚至戴着一条珍珠项链，胸前别着清华校徽，穿了一件挺时髦的连衣裙，脚上则是一双中长的靴子，精神头儿足得像是刚从校门里走出来的女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