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先生尝自谦云唐以后的文学书籍，他只读杜甫和鲁迅，实际上他博极群书，兼治佛道经典。有些人借机说他不准学生读唐以后诗文，是误解了他恐怕学生分心、强调先秦魏晋的良苦用心。其实吴先生是很通达的。1980年年末，我在吉林《社会科学阵线》上发表了一篇对李商隐《无题》诗的笺释，起初我还担心先生会不高兴，孰料先生读完论文后，说：“你将义山诗‘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释为上句写女，下句写儿，都是悼亡常用，没有扯上那些莫名其妙的美学意象，这就对了。”他高兴地告诉其他老教授，还奖励我一套乾隆年间精印东柯草堂刻本《李义山集笺注》。

　　吴先生生活俭朴，治学以勤，每日必健行数里，而后闭门读书，手不释卷。其《文心雕龙义疏》一百余万言，竟用毛笔小楷抄写，有七稿之多，积稿达两尺，此系我亲眼见之，当时心灵震撼。他曾在《马先生学行述词并赞》中说：“不惧我书与类土同损，烟烬俱灭；亦不冀君山复出，以为绝伦必传，好学修古，实事求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以为，这也是先生高尚学者生涯的写照。

　　先生一生坎坷，以生许学，视权势为异途，弃名利如敝屣，本不应受世俗物累，但因正道直行，不识虚委，在“文革”中，以及“文革”后，常受到某些当途者的仇视，以致同事之中好学之士欲及门下拜，便招白眼，更有人必欲以打击先生之气节、贬低先生之成就为乐事。白眼横加之时，惟蕲春黄焯教授，国学名家，深爱接之。吴先生之此种遭遇，令人唏嘘。故此，我毕业离校之际，行囊在肩，两次拜别，又两次重新叩见，放不下心来。而先生对我说的还是平时常说的那句话：“非议再多，坚定不移；处境再窘，坚定不移；困难再大，坚定不移。”并且握着我的手说，“与书良共勉。你放心去吧！”

　　1981年年底，我回长沙供职，十几年来，我只看望过先师一次。我听说，由于先生恪守“朴学”之道，被学术界的时尚之人视为之异类，但他绝不“侮食自矜，曲学阿世”，闭门著书成为他对人生的最后一点希望。

　　1989年岁末，我接到先生从山东曲阜来谕，云：“吾门好学、能文章者惟贤，师母谢世，贤挽舜悽切，人到于今称之。愚以七月南归，决不复出，将息影湖山，以读书为务，伴奂优游，聊以终身。盼与我一联，就贤与愚共学，愚尝师事马一浮、熊十力诸大师问故命意属词，当即交荣宝斋精装，悬诸座右以自励也。”读信之余，我体味出先生所处之逆境，几次捧诵，泫然涕下。然而，由于冗务种种，我竟至今没有交出先生之命题。这也成为我的终生之憾。

　　四十年来，师训一日不敢忘，师恩一日不敢忘。无论多么阔气的、名盖宇内的大师向我招手示意，我都谢辞行弟子礼，因为我的先生只有一人，那就是宜都吴林伯教授。

　　（作者单位：湖南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