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超（右）在演奏《绣荷包》赵 倩

　　二胡，这件具有少数民族血统的乐器，自打从马背“移交”到土地上之后，它的生存语境也经历了从民间艺术中的伴奏到专业舞台上的独奏、从一件司空见惯的乐器到中华文化的象征符号等一系列的变化。二胡艺术也在众多二胡传承者的努力推动下，不断完善、丰富。

　　中央民族乐团年轻的二胡演奏家段超，就是二胡艺术的传承者之一。她自幼跟随其父——二胡演奏家、教育家段永强学习二胡，后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附中，又顺利升入本科、攻读研究生，一身扎实的基本功也随着她系统性的专业学习而练就。与她相熟的老师和朋友对她均有着很高的评价：认真、执着，练琴时心外无物，表演时心中有乐；甘于吃苦、耐得寂寞、精益求精是她坚持的座右铭；有着很强的团队意识和责任感，明白团队永远是个体的支撑。

　　段超说技术永远是为艺术服务，而一位音乐家艺术水平的提升，需要从更多的艺术门类中吸取营养，包括中国的戏曲、曲艺和民歌，西方的交响乐、钢琴、小提琴音乐等。她还是一位诗歌爱好者，平日里，练琴之外的功课就是读诗。在2012年中央电视台民族器乐电视大赛的才艺展示环节，她朗诵了《再别康桥》，得到评委赞赏。段超表示，读诗让自己的想象力更丰富，从另一个维度提升了自己对于音乐的理解力。

　　正是由于勤奋好学，她取得了许多不俗的成绩：2001年首届“中国青少年艺术新人选拔大赛”少年二胡专业组金奖，2002年第二届“龙音杯”中国民族乐器国际比赛二胡少年组第二名，2007年、2009年两度荣获中国音乐金钟奖二胡比赛优秀奖，2011年第二届“香港国际二胡大赛”青年二胡专业组金奖……

　　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段超对已故二胡演奏家闵惠芬提出的“二胡声腔化”理念有着深刻的理解。

　　段超在准备硕士研究生毕业音乐会的时候，专程找闵惠芬学习过《绣荷包》——由闵惠芬根据沪剧的唱腔《十绣腔》改编而来，主要是体现了沪剧唱腔中的阴柔性格，闵惠芬通过这首作品来诠释自己提出的“二胡声腔化”理念，段超要学习的正是怎么通过二胡把其中那些非常细腻的、如戏曲唱腔般动人的变化表现出来。除了跟随闵惠芬学习，她对《十绣腔》的每一绣的内涵都进行了资料查阅，并去学习演唱，从演唱中去体会声腔变化的不同，之后将其用于双弦上。闵惠芬曾说，她小时候看到《绣荷包》时候，台上的演员几乎是满场飞，浑身都带戏，一个人调动了整个舞台，而这种感觉应该贯通到拉琴上，这也对段超的“二胡声腔化”探索产生了很大的启发。

　　小时候，段超对诸如京剧、梆子腔等戏曲有意回避，那咿咿呀呀的发声与唱腔的婉转，并不能入她的耳朵，而现在则是越来越喜欢。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段超对中国传统音乐“韵味”的琢磨：“韵味从某种层面上而言，是中国民族音乐的灵魂和符号，可以说体现的就是‘声腔化’之后的效果。”段超说。

　　那些业界成功艺术家的经历告诉我们，艺术水准的提升从来都是多元因素的滋养，段超对于“二胡声腔化”的深入探索和实践，同样并未止于对于民歌、戏曲、曲艺等艺术门类的学习和体悟，她还将自己的触角伸向了其他民族的音乐形态。经历过一场场民乐大赛的比拼、跟随中央民族乐团在国外和国内各种舞台上的演出，不管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大剧院的音乐会，还是“援疆”“援藏”、文化“三下乡”及“高雅艺术进校园”，或是中央民族乐团的采风之行，在一次次的锤炼中，一位年轻的职业音乐家踏出了坚实的脚步。数不清多少次的文化走出去，使她呼吸着多元文化的气息，阅读着多样性的文化样貌。尤其是采风，让她领略了中国各民族音乐文化的丰富及其韵味之美，形成了她多维的艺术视角和立场，从而引起了她更加强烈的“深描”中国民族音乐的愿望。这种愿望出于一种超越了技术层面而追求更高层次艺术表达的心态，而这种心态恰恰体现出她接续前辈衣钵，对“二胡声腔化”艺术的继续探索。

　　可以说，段超对于“二胡声腔化”的进一步探索和实践，实则是中国民乐人的历史责任感使然。段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年轻音乐家的文化担当，看到了她对于中国民族音乐的热爱和倾注的满腔热情。

　　她说，能够诗意地栖息在胡琴艺术的世界里，是她“生命不止，琴声不息”的简单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