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隔几千里、拜入于省吾门下，这件事同样不可思议。“我跟容庚是老乡，他特地写推荐信给于省吾，说我对历史很感兴趣，希望对方收我做学生。”重温往事，王贵忱依然有些受宠若惊，“于老收的都是高级研究生，我只有小学文化，并且他当时在东北，我在华南。”容庚的信起了关键作用，王贵忱如愿以偿地与于省吾开始了书信往来，后借出差机会跟老师在北京见了个面。“言必有本、无征不信”——这是于省吾送给他的见面礼，“贵忱啊，你记住这八个字，本着这八个字做学问，碰壁就少，就没有错。”王贵忱奉之为圭臬，“事实确实如此，这成了我一生做学问的原则。”等到他日后当了老师，学生们也在遵循着这样的治学规范，尽量去获得第一手史料，避免盲目的考证。

　　在王贵忱的记忆中，潘景郑的来信是最多的，约有200封，不包括诗笺。“内中多指授学艺，时作策励宠饰语，谆谆诱学高谊溢于言表，视贵忱厚矣。”既然说到了“厚”，这里有必要介绍两件宝贝。一是潘景郑赠予王贵忱的张学良真迹，这幅墨宝写于1928年，现在出版的其他作品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堪称绝品。二是红印本《定庵续集己亥杂诗》，潘景郑起初给了王佩诤，后者批校后还了回来，见王贵忱喜欢研究龚自珍，老师便附了一首《雨中花》成全了学生，使其感叹“为近三十年中访书之最惬意事”。此外，潘景郑还借用《赞成功》一词来鼓励王贵忱：“隽才盖世，博览群编，岭南导领早居先……”

　　区别于其他学界前辈，王贵忱与潘景郑还是同行，两人都在图书馆系统工作过。1978年，恢复党籍的王贵忱接到省委调令，前往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即现在的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简称中图）任副馆长。收集广东古籍文献、办学刊、写文章，王贵忱迅速进入了新的角色，还在自家的图书馆开班，讲授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理论知识。“广东一些高校的图书馆与市级图书馆的馆长基本都是我的学生。”王贵忱在中图工作近五年，后来接受了老朋友周连宽的邀请，帮他带了一个研究生，可惜的是，这个女弟子在毕业后转行了。1983年，调令又来了，王贵忱的头衔依旧是副馆长，不同的是，上班地点从中图改成了广东省博物馆。其间，他也在广州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任过职，负责修志工作，后来打了四次报告，终于还是回到了博物馆，“最重要的是我喜欢传统文化事业，想多一些时间搞学问。”

　　广州报纸上登过一篇文章，题目叫《王贵忱：广东的好东西都在我这》。这不是随便说说的。作为元老级的收藏家，王贵忱的藏品以钱币、图籍、金石、书画为主，“我的心态好，凡事随缘。”张之洞是他特别喜欢的一位历史人物，从诗集、辞章到稿本、书法，林林总总，搜集了约百件藏品。再如曾国藩、屈大均、张荫桓、廖燕、罗振玉的旧物，数量也很可观。在王贵忱看来，研究兴趣的大小与藏品价格的高低无关。上世纪80年代，他拿徐悲鸿的手卷换取曾国藩的书札，就经济角度而言，前者贵而后者贱。这显然是一桩赔本买卖，他却不以为然：“这批手札是曾国藩晚年致李瀚章、李鸿章昆仲的书信和附片……具有丰富的资料价值。”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藏品为人类之财富。早在1963年，王贵忱就把自己淘来的嘉靖本《周易程朱传义》五册送到了中图，“所得之前半部与馆藏适当完璧，殆必解放初分散，因出示所得之本捐赠给中山图书馆善本部，裨共可成全璧耳。”自那以后，他不断地把家中宝贝往外送——明嘉靖版白绵纸刻本《韵谱》五卷、明刻《七修类稿》三十四卷残本（中图，1980）；蓝鼎元著作（汕头图书馆，1982）；袁崇焕史料（东莞市政府，1989）。最慷慨的两次捐赠分别在1999年与2011年，王贵忱先是把耗费半生精力收集的600多册古钱币文献资料捐给了中国钱币博物馆，后又将包括红印本《定庵续集己亥杂诗》、明万历刻本《古史六十卷》（苏辙撰、莫伯骥跋）在内的807册古籍文献捐给了广州图书馆。“我收藏了一辈子，换回好多张收条。”王贵忱说，留在身边，怕自己保管不好。

　　王贵忱的书法自成一派，周叔弢的评价是“质朴厚拙，毫无侧媚之态”。在他的家中，曝光率最高的书法作品并不是自己的——书房叫“可居室”，字幅的落款为王世襄，会客厅的墙上则挂着叶选平题写的“乐以忘忧”。“可居室”寓意奇货可居，又指随遇而安，小小居室见证了个人成长与时代变迁。“乐以忘忧”是一种处世态度，不知老之将至，求学、治学的确是让他感到愉悦和满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