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烦恼要比同龄人多得多。为了谋生，王贵忱进入碾米厂打工挣钱。17岁那年听说有部队在铁岭招人，他赶紧去报了名，在弄明白何谓“革命”前便穿上了威武的军装，还郑重其事地把“军人家属证”寄给了日日夜夜牵挂自己的外婆。“参军入伍是我自己的决定，那是1945年，就在我的家乡。”在王贵忱看来，那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与其他战友相比，王贵忱的文化修养在军营绰绰有余，先是当警卫员兼文书，负责接电话、管文件、管档案，后来调去政治部工作。

　　虽说王贵忱年纪小、个子矮，他的命还是挺硬的，前后两次战胜了凶狠的病魔。1947年，通辽地区爆发鼠疫，平均每天有逾百人死去，几乎每个角落都笼罩着悲伤与恐惧。王贵忱也发烧了，处于半昏迷状态，情况相当危险。当大家都认为这个小兵凶多吉少时，老乡们想起了土方子——由王贵忱保管的大烟（主要是卖给国民党，换来的钱购买布料以及军需品），将其敷于肿块之上，同时泡水当药喝。事后就连苏联防疫队也没能解释清楚里面的因果关系，但命悬一线的王贵忱就是这么奇迹般地康复了。第二次是在平津战役之后，大部队步行从天津南下，结果南方的梅雨天气让北方的汉子很不适应，沿途不断有人生病，乃至死亡。“走得很辛苦，腿都肿了，到了南昌实在是不行了。”王贵忱提到了一个词叫“打摆子”（疟疾的俗称），“我一直发烧，脸都黄了，被人抬着走了几百公里，过了一段日子才好起来。等到进入广东地区时，我们比原计划推迟了两个月。”

　　初抵羊城，周遭的许多事物对于这个北方小伙来说，都是新鲜而陌生的。王贵忱想从粤语着手，掌握了语言工具才能更好地融入环境，但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太难，学不会。阅读也是一个不错的途径，王贵忱正是通过屈大均的《广东新语》逐渐拉近了与第二故乡的距离。“我真正的读书生涯始于广东，这是本重要的书，包括天文地理、风俗文化等等，我慢慢从中了解了广东。”据他多年后回忆，最初拿到的是民国年间的版本，后来就下工夫去古籍书店寻觅更好的版本。古味浓郁的文德路是王贵忱的学习根据地，人们经常见到一个军绿裤白衬衫的年轻人在那边转悠一整天。以至于多年以后，他还不忘强调自己是“文德路大学”的毕业生。

　　1952年，上级发来了转业的命令，王贵忱被分配去了汕头交通银行，而不是个人意愿更强烈的潮州——“小时候就读过韩愈的《师说》《祭十二郎文》，印象很深，想去玩玩。”作为首任经理，他一边抓银行业务，一边继续历史研究，就近进入了钱币学的领域。“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从事这一行就立足于此，平时忙得很，空闲了才收集钱币，一开始什么也不懂，后来经验就丰富了。”从器物形态到货币流通，王贵忱沉浸其中，不亦乐乎。几十年后，曾经的发烧友成了泉学界泰斗，代表作有《中国钱币文献丛书》《中国钱币大辞典·泉人著述编》等等。

　　在《中国钱币大辞典·泉人著述编》的后记中，王贵忱怀着感激之情写道：“编写这样一部工具书，需要具备文献学、钱币学等方面的知识，而我自幼失学，无任何专业基础知识。有幸的是，在我转业地方之后，先后得以拜周叔弢先生、潘景郑先生为师。弢翁又是我习为版本之学的启蒙业师，景郑师则是目录学的引路人；戴葆庭师是著名的钱币学家，我曾得到他的言传指授，始得略知古钱学门径；容庚、于省吾、商承祚三位先生，是我长期请益的导师。我从以上几位恩师处，获得受益终身的启迪。我能够参加辞典编写工作，则是他们当年对我施加教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