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她问自己 ：这还是《焦点访谈》吗？

　　《焦点访谈》的主持人值班是按周轮换，有时，敬一丹值班一周，没有一期节目是舆论监督的。周末最后一天，敬一丹问自己：这还是《焦点访谈》吗？有人久不见面，遇到了她，问：“你现在主持什么节目呢？”敬一丹说：“一直在主持《焦点访谈》啊！”对方说：“哦，很久不看了。”有人甚至说：“现在还有《焦点访谈》吗？”这是以另一种方式说：“你们还有锋芒吗？”

　　敬一丹有心记录下从1998年到2014年，《焦点访谈》播出的监督类节目的数量。最多的是1998年，共130期。最少的是2011年，只有24期。2014年为68期。

　　在敬一丹眼里，《焦点访谈》不仅仅是一个电视栏目，它是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中的一个特殊产物，在中国社会有些渠道还不畅通的时候，《焦点访谈》承担了超出一个电视栏目所能承担的观众托付。

　　1994年《焦点访谈》刚刚创办的时候，中国很多百姓，特别是穷乡僻壤的草根阶层还不知道“舆论监督”为何物，“舆论监督”这个词对当时的很多人来说，几乎是生词。

　　在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报纸、广播、电视鲜有批评之声。缺少监督，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社会面貌。

　　最初《焦点访谈》很多话题是不能碰的，比如说戴大盖帽的，意味着权力。警察、法官、税务、工商，只要是代表着权力，都曾经是禁区。早期《焦点访谈》有很多这样的镜头：正在拍摄监督对象的时候，争论、冲突、肢体冲撞，摄像机猛烈摇晃，粗暴地上来一只手——不许拍摄！

　　敬一丹说：“那个时候‘大盖帽’一出现在我们的镜头里，大家都紧张。舆论监督怎么推进呢？省会不行，那我们找一个县；中心城市不行，我们找不那么敏感的小城市，有点农村包围城市的意思。我们在一寸一寸地开拓着舆论监督的空间。”

　　《焦点访谈》最初，如果拍到不许拍照、推搡记者挡镜头时，特别暗自兴奋，初期时这些镜头直接编到节目里，很有力量，观众一看就会觉得：那是坏人。但这种判断太简单了。

　　后来主动减少，甚至不用这些镜头了，《焦点访谈》从最初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慢慢变成了讲理的中年人。在她看来，“韧性”、“坚持”，远远比“任性”重要。

　　前些天有一次和观众见面的活动，一个中年人对敬一丹说，“我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你，我只是想跟你说一句话：我真的很感谢，那些年你们为我们说话。”敬一丹说：“原来在《焦点访谈》初创的时候，是一花独放，所以它的力量非常的引人注目。当舆论监督遍地开花的时候，人们期待《焦点访谈》还像当年一样引人注目。但主战场已经分散了。”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看清了生活本来面目后，依然热爱它。”

　　敬一丹早年遇到年轻观众，观众会说，“我昨天看了你们的节目。”那时候《焦点访谈》播出的节目，第二天就会引起街谈巷议。后来，就变成：“敬老师，我们小时候经常看你们节目。”情况还在慢慢起变化。敬一丹有一次走进大学的时候就听到学生对她说：“敬老师，我妈妈特喜欢你。”一开始听到这样的话，敬一丹总是要问：“那你呢？”非得逼着人家说，那我也挺喜欢的。

　　近一两年又起了变化。遇学生说，“敬老师咱们照张相，我回去给我奶奶看看。”媒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年轻人从小时候跟家人一起守候电视，到转向了新媒体的怀抱。敬一丹特别在意年轻人在想什么，做什么。

　　敬一丹的女儿在公益组织“美丽中国”工作。这使得敬一丹更多地接触到公益活动和其中的年轻人们。“美丽中国”最大的特点是从中国一流大学招募优秀的、对教育有热忱、具有领导力的毕业生，经过严格、密集的培训后，输送到教育落后地区完成两年的全职、一线的教学任务。“年轻老师们在低收入地区待满两年，这是专业、职业的公益行为。”敬一丹解释说。

　　“‘郭美美事件’让我女儿很想去了解规范、可持续的慈善是怎样的，所以她辞去原来的工作加入‘美丽中国’担任募资人。她告诉我之前的工作没有让她内心真正感到满足，想做能够面对更多人的工作。当她将内心的想法告诉我时，我非常理解她。”敬一丹说。

　　在面对这些年轻教师的时候，敬一丹非常惊讶，这些在她眼里还是孩子的教师去到落后地区面对一群孩子，给孩子们带来了许多“第一次”。过去在那些教育资源贫乏的地区，有的连课都排不出来，这些年轻人去了之后，给孩子们上课，打开了他们的眼界，让他们知道了山外面还有另一个世界。

　　在云南，四个年轻教师给孩子们办起了合唱团，将孩子们的潜能挖掘出来，给孩子们带来了很大乐趣。“孩子们的变化特别大，最大的变化就是眼神，变得灵动了。”这些年里，“美丽中国”的600名教师影响了近十万名学生。

　　两年的支教，让这些年轻人也收获了很多。敬一丹曾经被一个小老师说过的话深深感染：“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在看清了生活的本来面目之后，依然热爱它。”

　　敬一丹说，退休后，会有更多的时间去“美丽中国”做志愿者。“但我没有想清楚我能做些什么，能给孩子们上什么课。我想我是不是可以给这些小老师们讲讲如何与人沟通。因为沟通一直是中国社会很缺少的一种训练或者是一种素养。”

　　退休之际，她问自己：“怎么那么多孩子让我念念不忘？”

　　回头梳理这么多年接触的采访对象，敬一丹在心里沉淀下来很多孩子，“我就忘不掉他，他的样子，小眼神，当时的小表情。”敬一丹问自己：“怎么那么多孩子让我念念不忘？”

　　节目曾经要采访一个七八岁的女孩，爸爸在小煤窑做事，家境非常困难。在她去给爸爸送饭时，小煤窑出事了，女孩提着一瓦罐的午饭，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亲出不来了。敬一丹看着她怯生生的样子，说不能采访。“我不能让这个女孩再重复自己看见父亲再也出不来了的那种情景。”

　　敬一丹问女孩，家里还有什么人？说还有叔叔。于是采访了叔叔，让他来复述矿难情景。后来这个小女孩只是在镜头里出现，没有让她说话。“这种放弃，可能会让一期节目失去了一个看点、泪点，但会让我内心安宁。”敬一丹说。

　　敬一丹后来采访了一个家境平平的小女孩，叫杨芳，父母双全，有个姐姐，都是普通农民。“当时故意找了一个普通家境的孩子。这种普通和平常才需要记者去发现。”敬一丹问杨芳平常喜欢上什么课？杨芳说喜欢画画。于是敬一丹就看了看她画的画。

　　她的画里是蓝色的竹子、蓝色的熊猫、蓝色的花。敬一丹问：“竹子应该是什么颜色的？”她说：“竹子是绿色的”。“为什么画成蓝色的？”杨芳回答：“我只有一支圆珠笔。”她的老师说，“这一班的学生只有四五个有彩色笔的，我跟学生只能提一支笔的要求。”

　　老师也没有彩色的粉笔。当她需要给学生画一个太阳、画一朵红花的时候，她就把白色的粉笔放在红墨水里浸，晒干了再给学生画。

　　说起这些，敬一丹的眼睛里泛着湿润，“这是很多地方的常态啊，关键是并不极端。”杨芳特别喜欢画画，敬一丹就把普通小孩的小爱好在节目里反映了。结果杨芳和她的同学们收到了全国各地寄来的彩笔。

　　杨芳给敬一丹寄来一幅画。在这幅画里，绿色的熊猫，黄色的云彩，所有的颜色都用上了。

　　“你说这样的表达有没有力量？留守儿童、城市边缘的孩子、农村的孤儿、女孩儿，这都是弱势中的弱势。这些孩子生命力很强。我太想用花骨朵来形容他们了，但是我看到的分明就是小草。长在路边，石头缝里，给点阳光就灿烂。”敬一丹感叹。

　　大时代中的小孩儿是怎么长大的，他现在变成了什么？敬一丹特别想回访那些孩子。“我要做五年计划可以做这个，回访我印象深刻的人，看他们这二三十年的生活有什么变化。”敬一丹顺着职业的思路继续说：“那我又回到了记者生活。”

　　年轻人将大学毕业后暂时不工作的第一年叫“间隔年”，敬一丹希望有一个间隔年，好好看看、想想接下来的可能。“年方六十，我面对的是一个逗号。”敬一丹说，60岁是一个新的开始，“以后最大的可能就是能有更多的机会在校园里遇到。”（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