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伯伯”风波

　　1949年后，丰子恺在上海工作，后来还相继担任了上海美协主席和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等职。

　　1962年，《上海文学》向丰子恺约稿。与他联系的编辑是一位名叫罗洪的女作家，也是丰子恺的老熟人，抗战时期在桂林就熟识。两人多年不见，他们说到桂林的老糯米酒，谈起当年的人和事，相谈甚欢。两周后，丰子恺将《阿咪》一文便交给罗洪。

　　丰子恺原来曾经写过《白象》一文，称赞一只名叫“白象”的猫，也写过一篇《贪污的猫》，这次的《阿咪》写的还是猫。丰子恺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这猫名叫‘猫伯伯’。在我们故乡，伯伯不一定是尊称，我们称鬼为‘鬼伯伯’，称贼为‘贼伯伯’，故猫也不妨称之为‘猫伯伯’。” 后来丰子恺觉得这段文字在语气上不够连贯，于是便在《阿咪》清样上，于“称贼为‘贼伯伯’”句下又补加了“称皇帝为‘皇帝伯伯’”一句，但后来因版已排无法插入，故未在刊物上印出。

　　《阿咪》在《上海文学》发表后，受到读者和媒体的好评，但丰子恺万万没有料到，这篇短文后来竟然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1966年6月，上海中国画院出现了第一张批判丰子恺的大字报，内容便是针对丰子恺的随笔《阿咪》。随后，上海文艺界将《收获》杂志、电影《早春二月》和散文《阿咪》等列为重点批判对象。据《丰子恺反革命狰狞面目的大暴露——评〈阿咪〉及其插图》一文披露，丰子恺文中的小白猫“阿咪”和黄猫“猫伯伯”，“是影射、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借题发挥”，丰子恺给黄猫起了个名字“猫伯伯”，并且还解释说：“伯伯不一定是尊称。我们称鬼为‘鬼伯伯’，称贼为‘贼伯伯’，称皇帝为‘皇帝伯伯’。” 批判者发问：“丰子恺究竟要影射谁，不是很清楚了吗？”

　　其实在江浙一带，“伯伯”之类的词真是寻常得很，这种语言习惯对于丰子恺这种老江南来说也是习惯成自然，我们在丰子恺的文字中就经常读到一些江南方言俚语，譬如用“白场”代场地，用“捉草”代割草等，另外他在给幼子的家书中还有这样的话：“家中一切平安，猫伯伯也比以前胖得多了。”难道这也是影射不成？

　　但没人听你解释，丰子恺为此吃尽了苦头。（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