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艺术总监，于海堪称指挥和演奏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最多的人。自加入军乐团以来，他已数不清在多少次国家级的大型活动中指挥演奏和演唱国歌，对国歌有很深的感情。自2008年当选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以来，每年政协会议，他必会提出关于为国歌立法的提案，至今已达7次。

　　于海和国歌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交集，也由此拥有了许多荣耀的人生时刻。1970年国庆阅兵，作为联合军乐团最年轻的队员之一，15岁的单簧管演奏员于海站在天安门城楼和乐队一起奏响国歌。14年后，作为联合军乐团最年轻的分指挥，于海又一次站在了天安门广场，指挥国歌的演奏。国庆50周年、60周年大阅兵上，他连续两次担任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上千名乐手在他的指挥下齐奏国歌。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欢迎外国元首来访、全国两会等重大活动中，他一次又一次指挥军乐团奏响国歌。

　　2015年，对于海来说有特别的意义。经他反复研究整理形成的管乐版、管弦乐版、钢琴版、合唱版的规范国歌乐谱，以及他指挥录制的这几个版本的演奏录音，即将在年初公开出版。他酝酿已久的“唱响国歌”宣传教育活动也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支持，即将启动。

　　近年来，于海先后与中央乐团交响乐队、中央广播交响乐团、中央民族乐团等团体合作，多次举办个人专场音乐会，上演了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等大师的经典作品。他说：“严肃音乐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修养和文明程度，有良知的音乐家不能因其艰难而放弃自己应尽的责任。”从一名普通的军乐队队员成长为著名指挥家，进而成为中国军乐界的领军人物，他以自己的勤奋和执著，为严肃艺术注入了一股清新之气，也受到观众、专家和同行的高度赞誉。

　　母亲支持我走上音乐道路

　　1996年7月的一天，我的母亲牟淑音在老家山东猝然离世。两天后，因为工作需要，我又出现在北京音乐厅彩排现场。

　　我应该回老家奔丧，然而那场世界名曲音乐会专场早已售出演出票，指挥必不可少，暂时换将也来不及。过去，母亲为了不让儿子在指挥演出时分心，一直没有到现场亲眼观看儿子的一场音乐会，但是每次直播都认真收看。想到这儿，我明白，如果母亲在世，也会支持我这么做的。

　　演出那天，现场气氛轻松活跃，威武有力的进行曲、轻盈欢快的圆舞曲，一次次把演出推向高潮。每指挥完一首乐曲，我都要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微笑致谢，但是别人恐怕不知道，这是我这辈子指挥演奏的一场最痛苦的音乐会。我仿佛看到母亲在天上看着我，仿佛听到母亲在跳跃的音符中呼唤我。

　　许多朋友其实都知道我家中发生的事，待演出一结束便都拥到台上，现场堆满鲜花。若在平时，这些鲜花我都会与大家一起分享，但是那天，我没有把花送给大家，而是细心地收集起来，装上车，连夜赶回山东，把这些鲜花放在母亲的遗像下。

　　母亲尽管对乐器一窍不通，但她是我走上音乐人生的启蒙老师。

　　我出生在山东日照，出生不久父母调动工作，带着襁褓中的我来到“红高粱之乡”高密。小时候，每次在街头看到吹竹笛、拉二胡的民间老艺人演奏，我都听得津津有味，一边听一边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成为这样的人啊！小学时，音乐老师很喜欢我，课余时间，我常去老师家跟她的儿子一起拉二胡、吹口琴、吹竹笛、弹风琴。

　　在家里，不懂音乐的母亲总是一边做针线活儿，一边静静倾听我独奏，用赞许的目光鼓励我。有一年，为参加学校组织的文艺演奏会，我恳求母亲为我买一支竹笛。母亲领我来到城里最大的百货公司，拿出足以维持全家10天生活费的两元钱，为我挑选了一款最“高档”的竹笛。这支竹笛，让我在学校演出中大获成功。

　　母亲一生把功名、利益看得很淡。每当我进步了，兴奋地向母亲汇报，她并不以为然。可是，我生病了、不舒服了，她却特挂在心上。从她身上我学会了保持平和的心态，她还教会了我宽容，多看别人的好处、优点，多为他人着想。她留给我的这些精神财富，我终生享之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