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上新平台

　　“我和华师大有着不解之缘，我常怀感恩之心。”连平说，“我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习都在这里完成，硕士毕业后还留校工作了11年。在这里，前辈扶持我走上了经济学研究之路；在这里，学校领导给了充分信任，让我挑起了科研和教学管理的重担”。那么以后又当如何发展呢？是留在学校还是走出校门？

　　再一次走在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上，连平思考良多。

　　“人生其实也是一个定位的过程。定位准，职业生涯就会走得比较顺利；只有将人生的发展方向、职业规划和个人性格有机地结合起来，准确定位，才能让人的潜力发挥到最佳状态。”回忆此前的人生经历，连平这样总结。

　　经过反复思考，连平认为，经历了改革开放，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更为迫切的是研究实际问题。“尤其是很多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在西方经典经济学理论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和解决途径的，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连平说。

　　在连平看来，高校里固然有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但是毕竟与鲜活的市场还有距离；银行与所有的行业都有联系，银行系统有大量的数据和大量第一手的案例可供研究；银行可以说是经济的晴雨表，通过银行可以第一时间感受到经济发展的冷暖。

　　机会来了，交通银行向连平敞开了大门，1998年连平调入交通银行总行工作，任发展研究部副总经理，不久又担任了组织架构再造办公室主任。

　　初入银行系统，连平就被委以重要课题，要研究银行组织架构重组的问题。“那时候亚洲金融危机刚刚过去，银行业困难成堆，尤其是当时中国还面临‘入世’问题，银行业面临着重大挑战。”连平说，重大课题就是如何向事业部制方向发展。

　　如今，事业部制已经被银行业内普遍认为是银行治理模式改革的大方向，这也是全球银行业组织架构的主流模式。如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等的事业部制架构已十分成熟，汇丰银行在21世纪初也完成了向事业部制模式的转变。

　　但在当时，连平的研究却颇有前瞻性。他认为，对于我国银行业来说，专业、高效、灵活是发展的方向，为使专业化营销更为顺畅、风险控制更为有效，并灵活应对市场变化，事业部制的条线化管理成为必然趋势。

　　因此，当时连平主持设计的交通银行事业部改革主体思路和框架为银行业改革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思路，“如今不少银行的事业部改革风风火火，成绩斐然”。

　　更上一层楼

　　2007年以后，连平任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此后，连平的研究视角也有了重大拓展，从银行内部的微观领域转向宏观经济领域，更为关注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通货膨胀、金融改革、监管框架等课题，力图在更高的层面上研究宏观经济运行，并提出政策与建议。近年来，连平有关银行业改革、金融监管、金融风险管控和货币政策框架等一系列报告递交国家相关管理部门，为相关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当前，我比较关注资本流动与汇率贬值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在2014年就开始关注和研究这个问题。”连平说，“到了2015年，我撰写出版了《十问中国金融》这本书，已经就这个问题作了深入探讨”。

　　“当时我就指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随着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和政策开放度的进一步扩大，人民币趋势性贬值可能酿成开放性金融风险。”连平说，这种风险就是一国经济在一定时期受各种因素冲击所形成的资产价格大幅下挫、资本大规模外逃以及本币迅速贬值等相互影响、循环联动的现象，并可能引发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外汇市场等出现大幅波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泰国、韩国、印尼等以及近年来部分新兴经济体都经历过类似磨难。”连平强调，对于一个已经积累了大量外来资本的经济体来说，未来的风险显然不是资本流入，而是大规模撤离。连平向有关方面提供的报告中，毫无保留地提出了中肯的警告。

　　类似这样的真知灼见，在连平的书里和论文中时时出现。2014年出版的《利率市场化：谁主沉浮》就获得了2014年度中国银行业发展研究优秀成果评选特等奖。连平本人也多次获得市场机构评选的“年度机构首席经济学家”和“年度领袖经济学家”等荣誉。

　　“尽管已经独立从事学术研究几十年，但是我一直牢记导师陈彪如先生的谆谆教诲。”连平说，陈老先生的研究方法是八个字“独立思考，小心求证”。

　　连平说，研究经济问题就要从实际出发，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也不能墨守成规，切忌人云亦云；要注重调查研究，大胆思考，突破成见，还要注重实际数据、一手素材，把独立思考建立在小心求证之上。

　　“这样的研究方法，也愿意与年轻学者共勉。”连平说，这几年关注中国经济特色的学者逐渐多了起来，中国经济独特的秉性也逐渐成为研究的重点，因此，希望中国学者能够一起努力，坚持独立思考、小心求证，构建反映中国经济特色的“中国经济学”。（记者 李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