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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南方偏远的大山里有一个曾经被遗忘的村庄——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莲城镇落松地村,这里曾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治疗地点。麻风杆菌可由空气传播,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人们都对麻风病恐惧至极。
村里的孩子们逐渐长大,但是却没有人敢到这里教书。直到1986年,20岁农加贵不顾父母及家人的劝阻,毅然走进大山,这里才有了第一所小学。而农加贵这一干就是30余年。
从弱冠之年到知天命的年纪,他只身教过102个孩子。他用自身所学帮助孩子开启智慧,尽其所能帮村民解难答疑。他是黑夜的启明星,是深山里的明灯,照亮孩子们前进的道路,也为这座荒凉的大山带了生机和希望。
他曾获“云南省教书育人楷模”、“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全国师德楷模”、“最美乡村教师”、“全国最美职工”等荣誉称号。
“说不害怕是假话”
农加贵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壮家山寨,父母都是老实本份的农民,依靠半亩水稻田和一些茶叶玉米田艰难维持全家六口人的生计。在他读高二时,因为经济不济而辍学。
当时当民办老师的叔叔问他愿不愿意到麻风村当老师。“我不去!”19岁的农加贵不需要任何思考,仨字斩钉截铁脱口而出。在这位叔叔的一再劝说下,农加贵答应先去当地的“医院”看看,听听几个医生的看法再做决定。经过一番考察和当地医生的一再劝说,农加贵认为,有医生做伴,麻风村又隔得较远,不直接接触病人,便决定留下来试试。
就这样农加贵接下了这个当时每月只有19元工资的“高危”工作。
1986年9月1日开学,第一批学生来了12人,大的有12岁,小的有五六岁。随着孩子们叽叽喳喳的说笑声和脚步声越来越近,农加贵的心跳在加速。他担心“他们会不会流脓流血、瞎眼、嘴歪、断肢、跪着走路来学校?”
不一会儿,孩子们进来了,农加贵一看,完全正常。“他们看上去和外面的孩子一样健康正常,很可爱,我的恐惧心理在逐渐打消。”
“但心里还是怕,”农加贵说,“说不怕是假话。”
不过,恐惧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散去,“最主要的是,我待了好几年,没有被传染上麻风病啊。”
另一个因素是,麻风村村民对他的那种“好”。“农加贵除了19元民办教师补贴外,村民又自发集资,每月给农加贵35元作为额外补助,1989年以后,政府给农加贵的教师补贴增加到了每月45元,但村民依旧每月给他35元。”文山州总工会副主席杨琪玲说,“这35元钱零碎得很,面值有元,有角,甚至有分,是村民用高压锅消毒后才让‘医生’转交给农加贵的。”此外,当时村里还划了半亩稻田和1.5亩苞谷地给他种植,补贴生活,这些都让他甚为感动,也坚定了他留下来的决心。这一留便是30多年。
一个老师的学校 负重前行
农加贵的一天是从早晨六点钟开始的。起床后,农加贵要为学生准备早饭。8点是正式的上课时间。对农加贵来说,直到这时,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刻才真正到来。
学校里的22名学生分别就读于一年级和四年级。但是学校里只有农加贵一个老师,怎么办?“先让四年级学生预习新课。然后到一年级上新课,给他们布置作业。结束之后马上到四年级那里检查预习情况再上新课,然后布置作业。然后再到一年级那里检查作业。”一连串的“然后”背后是农加贵一天工作状态的生动写照。为了有效管理孩子,他通过培养班干部、小助手的方式,搞“学生自治”。“体育我还勉强能教,”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笑,“我没法教的课就是音乐。”
就像一颗停不下来的陀螺,农加贵结束上午的“错时”教学后,在11点的时候会和年龄大一点的学生准备午饭。下午两点到四点会再重复上午的“错时”教学。
这些年,农加贵一直坚持复式教学,共招收了10个教学班(每3年招生一次)101名学生,送走小学毕业生8届,共96人。
“以前向上级反映过。但是这个地方特殊,也不好直接调动哪个老师过来。他们就让我问一下自己的同事或者熟悉的人,有愿意来的就调过来。”但是直到现在,农加贵还是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孩子们勤奋好学,在农加贵的悉心教导下,第一届参加小升初考试的学生分数全部超过录取线,却苦于没学校接收。为了消除偏见,农加贵又四处奔波,向上级反映情况,最终全部学生顺利通过健康体检升入初中。
来“麻风村”做教师 无怨无悔
1992年5月,孩子们报考中学要填一些表格,其中涉及“家庭住址”一栏,农加贵想,总不能填写“麻风村”吧?于是和村长商量,得给这个名气很大,却没有一个“学名”的山村起个名字,“我对村长说,我们村上面有块地种花生,我们当地把花生叫‘落松’,干脆就把我们这个村庄起名叫‘落松地’,也就是‘花生地’的意思,村长同意了,后来学生考试填表,‘家庭住址’一栏就填‘广南县莲城镇落松地村’。”农加贵说。
也就在1992年这一年,经过长达35年的隔离和治疗,象征着阻挡外人进入、阻止山里村民外出的关卡符号的竹竿被撤除了,这意味着,“麻风村”逐渐成为历史,而“落松地”作为一个村庄,迎来了自己的新生。
“我的学生现在已经有12个在外面工作了。”谈及学生毕业后的生涯时,农加贵高兴的说,这也证明了我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来“麻风村”做教师,无怨无悔。
在落松地教书,农加贵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后悔过,“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我去做了。而且大部分孩子都去外面工作,走上社会了。很有成就感,没有枉费对这些孩子们的心思。他们都很尊敬我,不管是在哪里工作或者是当领导也好,经常和我联系,心理很满足很高兴。”
2013年9月,他获得“云南省教书育人楷模”称号;2014年,获得“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2015年,获得“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全国师德楷模”、“最美乡村教师”荣誉称号;2017年4月,他又获得“全国最美职工”荣誉称号。
对于这些荣誉,农加贵却说:“只是做自己该做的工作,既然做了就要做好,不能有遗憾,换个人去做也会做好。”
农加贵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他最担心的事情变成了如果没有人接替自己,这所小学的未来应该怎么办,“我现在年纪逐渐大了,肯定有干不动退休的时候。如果有人来接替我,我就正常退休。如果没有人来,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还是会继续教这些学生。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没有人来接替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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