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南方偏远的大山里有一个曾经被遗忘的村庄——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莲城镇落松地村，这里曾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治疗地点。麻风杆菌可由空气传播，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人们都对麻风病恐惧至极。

　　村里的孩子们逐渐长大，但是却没有人敢到这里教书。直到1986年，20岁农加贵不顾父母及家人的劝阻，毅然走进大山，这里才有了第一所小学。而农加贵这一干就是30余年。

　　从弱冠之年到知天命的年纪，他只身教过102个孩子。他用自身所学帮助孩子开启智慧，尽其所能帮村民解难答疑。他是黑夜的启明星，是深山里的明灯，照亮孩子们前进的道路，也为这座荒凉的大山带了生机和希望。

　　他曾获“云南省教书育人楷模”、“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全国师德楷模”、“最美乡村教师”、“全国最美职工”等荣誉称号。

　　“说不害怕是假话”

　　农加贵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壮家山寨，父母都是老实本份的农民，依靠半亩水稻田和一些茶叶玉米田艰难维持全家六口人的生计。在他读高二时，因为经济不济而辍学。

　　当时当民办老师的叔叔问他愿不愿意到麻风村当老师。“我不去！”19岁的农加贵不需要任何思考，仨字斩钉截铁脱口而出。在这位叔叔的一再劝说下，农加贵答应先去当地的“医院”看看，听听几个医生的看法再做决定。经过一番考察和当地医生的一再劝说，农加贵认为，有医生做伴，麻风村又隔得较远，不直接接触病人，便决定留下来试试。

　　就这样农加贵接下了这个当时每月只有19元工资的“高危”工作。

　　1986年9月1日开学，第一批学生来了12人，大的有12岁，小的有五六岁。随着孩子们叽叽喳喳的说笑声和脚步声越来越近，农加贵的心跳在加速。他担心“他们会不会流脓流血、瞎眼、嘴歪、断肢、跪着走路来学校？”

　　不一会儿，孩子们进来了，农加贵一看，完全正常。“他们看上去和外面的孩子一样健康正常，很可爱，我的恐惧心理在逐渐打消。”

　　“但心里还是怕，”农加贵说，“说不怕是假话。”

　　不过，恐惧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散去，“最主要的是，我待了好几年，没有被传染上麻风病啊。”

　　另一个因素是，麻风村村民对他的那种“好”。“农加贵除了19元民办教师补贴外，村民又自发集资，每月给农加贵35元作为额外补助，1989年以后，政府给农加贵的教师补贴增加到了每月45元，但村民依旧每月给他35元。”文山州总工会副主席杨琪玲说，“这35元钱零碎得很，面值有元，有角，甚至有分，是村民用高压锅消毒后才让‘医生’转交给农加贵的。”此外，当时村里还划了半亩稻田和1.5亩苞谷地给他种植，补贴生活，这些都让他甚为感动，也坚定了他留下来的决心。这一留便是30多年。

　　一个老师的学校 负重前行

　　农加贵的一天是从早晨六点钟开始的。起床后，农加贵要为学生准备早饭。8点是正式的上课时间。对农加贵来说，直到这时，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刻才真正到来。

　　学校里的22名学生分别就读于一年级和四年级。但是学校里只有农加贵一个老师，怎么办？“先让四年级学生预习新课。然后到一年级上新课，给他们布置作业。结束之后马上到四年级那里检查预习情况再上新课，然后布置作业。然后再到一年级那里检查作业。”一连串的“然后”背后是农加贵一天工作状态的生动写照。为了有效管理孩子，他通过培养班干部、小助手的方式，搞“学生自治”。“体育我还勉强能教，”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笑，“我没法教的课就是音乐。”

　　就像一颗停不下来的陀螺，农加贵结束上午的“错时”教学后，在11点的时候会和年龄大一点的学生准备午饭。下午两点到四点会再重复上午的“错时”教学。

　　这些年，农加贵一直坚持复式教学，共招收了10个教学班（每3年招生一次）101名学生，送走小学毕业生8届，共96人。

　　“以前向上级反映过。但是这个地方特殊，也不好直接调动哪个老师过来。他们就让我问一下自己的同事或者熟悉的人，有愿意来的就调过来。”但是直到现在，农加贵还是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孩子们勤奋好学，在农加贵的悉心教导下，第一届参加小升初考试的学生分数全部超过录取线，却苦于没学校接收。为了消除偏见，农加贵又四处奔波，向上级反映情况，最终全部学生顺利通过健康体检升入初中。

　　来“麻风村”做教师 无怨无悔

　　1992年5月，孩子们报考中学要填一些表格，其中涉及“家庭住址”一栏，农加贵想，总不能填写“麻风村”吧？于是和村长商量，得给这个名气很大，却没有一个“学名”的山村起个名字，“我对村长说，我们村上面有块地种花生，我们当地把花生叫‘落松’，干脆就把我们这个村庄起名叫‘落松地’，也就是‘花生地’的意思，村长同意了，后来学生考试填表，‘家庭住址’一栏就填‘广南县莲城镇落松地村’。”农加贵说。

　　也就在1992年这一年，经过长达35年的隔离和治疗，象征着阻挡外人进入、阻止山里村民外出的关卡符号的竹竿被撤除了，这意味着，“麻风村”逐渐成为历史，而“落松地”作为一个村庄，迎来了自己的新生。

　　“我的学生现在已经有12个在外面工作了。”谈及学生毕业后的生涯时，农加贵高兴的说，这也证明了我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来“麻风村”做教师，无怨无悔。

　　在落松地教书，农加贵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后悔过，“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我去做了。而且大部分孩子都去外面工作，走上社会了。很有成就感，没有枉费对这些孩子们的心思。他们都很尊敬我，不管是在哪里工作或者是当领导也好，经常和我联系，心理很满足很高兴。”

　　2013年9月，他获得“云南省教书育人楷模”称号；2014年，获得“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2015年，获得“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全国师德楷模”、“最美乡村教师”荣誉称号；2017年4月，他又获得“全国最美职工”荣誉称号。

　　对于这些荣誉，农加贵却说：“只是做自己该做的工作，既然做了就要做好，不能有遗憾，换个人去做也会做好。”

　　农加贵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他最担心的事情变成了如果没有人接替自己，这所小学的未来应该怎么办，“我现在年纪逐渐大了，肯定有干不动退休的时候。如果有人来接替我，我就正常退休。如果没有人来，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还是会继续教这些学生。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没有人来接替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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